金馬最佳紀錄片《九槍》：殺死他的，不只是那九發子彈
撰文 迷誠品內容中心
2017 年 8 月 31 日，一位來自越南的「逃跑移工」阮國非被舉報意圖偷車後拒捕，警方趕到現場，對著手無寸鐵、全身赤裸的他連開九槍，導致失血過多身亡。
因阮國非的「逃跑」身分，加上體內驗出毒品反應，當時社會輿論普遍支持警方「果斷執法」。事件至今已過去六年，這場悲劇以開槍員警被判處業務過失致死罪，宣告了結，但《九槍》導演蔡崇隆仍在追查真相，他取得警察身上的密錄器影像，在紀錄片裡公開事發當時長達 30 分鐘、無刪減的第一視角畫面，以最殘忍嚴酷的方式，帶領觀眾直面一名青年移工的死亡。
看完《九槍》讓人不禁思考：槍響之前，是什麼樣的經歷迫使阮國非從一個溫柔敦厚的男孩，變成一個命運多舛的非法移工？又是什麼力量，促使一位 20 多歲的年輕員警在面對罪不致死的一個人時，多次扣下板機？
｛*文章內容中含有劇透、針對可能引起身心不適之畫面描述，請斟酌閱讀｝
圖片來源：《九槍》紀錄片集資頁面
阮國非「阿非」出身於越南農村，在家人眼中，他是一個善良溫順的人，小時候經常和妹妹一起騎著單車、穿梭在鄉間小路販賣冰淇淋，夢想著總有一天可以學會開車，或是成為一位修車工人。
為了支撐夢想和家人的生活，他滿懷希望來到台灣成為一名工廠技工，一切卻不如仲介描繪的那樣光明美好───為了支付仲介費，先是貸款欠下高額債務，開始工作後薪水並無依照合約給付，每月只有不到一萬元台幣的收入。工作環境高壓惡劣，阿非省吃儉用，將每月努力存下的幾千塊寄回老家。生活越來越難過，但轉換雇主卻是不被法律允許的奢侈自由。
於是，阿非成為了一名逃跑移工。
圖片來源：《九槍》預告片
「第一次來到台灣時，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奴隸。」
在台灣 73 萬人左右的移工群體當中，和阿非一樣選擇出逃的移工超過 8 萬多名。他們白天跟著領班接案，做著營建、盜木、漁船等俗稱「3D 產業」（骯髒 Dirty、危險 Dangerous、辛苦 Difficult）的工作，夜裡為了逃避追捕、躲在狹小擁擠的房間，無處可去。當眼前只剩漆黑無光的未來，毒品和酒精成為最有效的止痛劑。
榮獲第 59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九槍》以阮國非之死作為序幕，陸續揭開掩蓋在黑幕背後、更多有著相同劇本的生命故事。有移工是在違建的鐵皮屋宿舍裡葬身火海，也有移工是在遠洋漁船裡被毆打致死，而那些有幸活下來的，都是不幸的倖存者。如同片中採訪到一位為了躲避警察而攀上鷹架、不慎跌落的重傷移工，面對質問是否刻意自殺時，他以不太流利的中文回答：
「我為什麼要那樣做？我只是想要賺錢而已。」
阮國非也是倖存者。直到有一天，那天是 2017 年 8 月 31 日，他被報案民眾、民防人員和警察追趕到了河邊。
圖片來源：《九槍》預告片
阮國非的人生，從此凍結在這一幕幕令人不忍直視的影像裡。密錄器畫面顯示，阮國非先是與警察發生衝突、拒絕就範，當他移動到警車駕駛座時，持槍員警陳崇文朝他連續擊出九發子彈。
身中九槍後，阮國非並非馬上死亡，而是倒在砂石地上不停掙扎。第一輛到場的救護車首先載走了鼻樑受傷流血的民防人員，往後 20 多分鐘，他血流不止、動作趨緩，時而爬進警車底部，時而舉著石頭揮動軟弱的雙手。
「再囂張啊！」
「把他拖出來，他不會痛。」
比起血腥畫面，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旁人那種漠視的態度。一夥人保持著「安全距離」冷眼圍觀，看著生命一點一滴流逝卻毫無作為，直到第二輛救護車抵達，醫護人員看著身受重傷的阮國非也顯得有些不知所措。幾經猶豫，到場支援的員警過去朝他的手腳及上半身重重踩了幾腳、確認已無行動能力之後，才上銬送醫。
然而一切早已太遲，他的生命戛然終止在 27 歲。在這最後 30 分鐘，他彷彿不被看作一個人，沒有名字，沒有聲音，只是「又一個」非法竄逃、罪有應得之徒。
而開槍的陳崇文不只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當時的他擔任警察不到兩年時間，顯然經驗不足且欠缺相關應對訓練，當面對擁有巨大語言及文化隔閡的「有攻擊性的逃犯」，未知的恐懼摻雜帶有偏見的意識形態一瞬間襲來，他做出了整個社會允諾他做的事。《九槍》藉由阮國非親友、警方代表、辯護律師、仲介公司等多方說法，勾勒出背後盤根錯節的結構性問題。需要對這九槍負責的，並不只有陳崇文一個人而已。
圖片來源：《九槍》預告片
如果阮國非不是外籍移工，如果法律沒有剝奪他們誠實努力的空間，如果他一開始沒有來到台灣⋯⋯又或者，如果陳崇文有接受更多紮實訓練，如果當時有另一位資深員警陪同，如果在場只要有一個人提問「我們為什麼不將他立刻送醫？」
如果這個社會能對移工人權付出更多重視並採取確切行動，阮國非，以及無數個客死異鄉的勞工是不是就有機會功成願遂、衣錦還鄉？只可惜再多如果，終究只是如果。
《九槍》的觀賞體驗是一場極為不適的旅程，其目的並非控訴或是究責，而是如實呈現不同立場觀點，映照出我們不願意面對的真相。影片播映完畢，正當觀眾還陷在沉重無比的思緒裡，蔡崇隆導演親自現身在誠品電影院，分享道「很多人在看完片子後，會問自己可以做到什麼？我都會這樣回答：『請記得現在的不舒服，回到各自的社會位置，能做什麼就做什麼。』」
可能是多一點關注，一次行動，一張選票，也可能是從自身開始實踐更加重視生命價值，或下次遇到身邊移工時，付出多一點應當的尊重和問候，「我們每個人都希望成為更好的人，但不應該是踩在別人的身體上前進，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讓台灣成為一個真正民主共好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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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阮國非的「逃跑」身分，加上體內驗出毒品反應，當時社會輿論普遍支持警方「果斷執法」。事件至今已過去六年，這場悲劇以開槍員警被判處業務過失致死罪，宣告了結，但《九槍》導演蔡崇隆仍在追查真相，他取得警察身上的密錄器影像，在紀錄片裡公開事發當時長達 30 分鐘、無刪減的第一視角畫面，以最殘忍嚴酷的方式，帶領觀眾直面一名青年移工的死亡。
看完《九槍》讓人不禁思考：槍響之前，是什麼樣的經歷迫使阮國非從一個溫柔敦厚的男孩，變成一個命運多舛的非法移工？又是什麼力量，促使一位 20 多歲的年輕員警在面對罪不致死的一個人時，多次扣下板機？
｛*文章內容中含有劇透、針對可能引起身心不適之畫面描述，請斟酌閱讀｝
❝ 從今以後，我會忘記一切，開始工作、努力賺錢。❞
──阮國非臉書貼文（寫於 2015 年 3 月 21 日）
圖片來源：《九槍》紀錄片集資頁面
阮國非「阿非」出身於越南農村，在家人眼中，他是一個善良溫順的人，小時候經常和妹妹一起騎著單車、穿梭在鄉間小路販賣冰淇淋，夢想著總有一天可以學會開車，或是成為一位修車工人。
為了支撐夢想和家人的生活，他滿懷希望來到台灣成為一名工廠技工，一切卻不如仲介描繪的那樣光明美好───為了支付仲介費，先是貸款欠下高額債務，開始工作後薪水並無依照合約給付，每月只有不到一萬元台幣的收入。工作環境高壓惡劣，阿非省吃儉用，將每月努力存下的幾千塊寄回老家。生活越來越難過，但轉換雇主卻是不被法律允許的奢侈自由。
於是，阿非成為了一名逃跑移工。
圖片來源：《九槍》預告片
「第一次來到台灣時，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奴隸。」
在台灣 73 萬人左右的移工群體當中，和阿非一樣選擇出逃的移工超過 8 萬多名。他們白天跟著領班接案，做著營建、盜木、漁船等俗稱「3D 產業」（骯髒 Dirty、危險 Dangerous、辛苦 Difficult）的工作，夜裡為了逃避追捕、躲在狹小擁擠的房間，無處可去。當眼前只剩漆黑無光的未來，毒品和酒精成為最有效的止痛劑。
榮獲第 59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九槍》以阮國非之死作為序幕，陸續揭開掩蓋在黑幕背後、更多有著相同劇本的生命故事。有移工是在違建的鐵皮屋宿舍裡葬身火海，也有移工是在遠洋漁船裡被毆打致死，而那些有幸活下來的，都是不幸的倖存者。如同片中採訪到一位為了躲避警察而攀上鷹架、不慎跌落的重傷移工，面對質問是否刻意自殺時，他以不太流利的中文回答：
「我為什麼要那樣做？我只是想要賺錢而已。」
阮國非也是倖存者。直到有一天，那天是 2017 年 8 月 31 日，他被報案民眾、民防人員和警察追趕到了河邊。
❝ 如果有一天，我在人生的路上跌倒了，媽媽，請原諒我。❞
──阮國非臉書貼文（寫於 2015 年 4 月 21 日）
圖片來源：《九槍》預告片
阮國非的人生，從此凍結在這一幕幕令人不忍直視的影像裡。密錄器畫面顯示，阮國非先是與警察發生衝突、拒絕就範，當他移動到警車駕駛座時，持槍員警陳崇文朝他連續擊出九發子彈。
身中九槍後，阮國非並非馬上死亡，而是倒在砂石地上不停掙扎。第一輛到場的救護車首先載走了鼻樑受傷流血的民防人員，往後 20 多分鐘，他血流不止、動作趨緩，時而爬進警車底部，時而舉著石頭揮動軟弱的雙手。
「再囂張啊！」
「把他拖出來，他不會痛。」
比起血腥畫面，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旁人那種漠視的態度。一夥人保持著「安全距離」冷眼圍觀，看著生命一點一滴流逝卻毫無作為，直到第二輛救護車抵達，醫護人員看著身受重傷的阮國非也顯得有些不知所措。幾經猶豫，到場支援的員警過去朝他的手腳及上半身重重踩了幾腳、確認已無行動能力之後，才上銬送醫。
然而一切早已太遲，他的生命戛然終止在 27 歲。在這最後 30 分鐘，他彷彿不被看作一個人，沒有名字，沒有聲音，只是「又一個」非法竄逃、罪有應得之徒。
而開槍的陳崇文不只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當時的他擔任警察不到兩年時間，顯然經驗不足且欠缺相關應對訓練，當面對擁有巨大語言及文化隔閡的「有攻擊性的逃犯」，未知的恐懼摻雜帶有偏見的意識形態一瞬間襲來，他做出了整個社會允諾他做的事。《九槍》藉由阮國非親友、警方代表、辯護律師、仲介公司等多方說法，勾勒出背後盤根錯節的結構性問題。需要對這九槍負責的，並不只有陳崇文一個人而已。
❝ 時鐘即將轉到寧靜的深夜兩點鐘，但你又怎麼知道，在那裏有一個人徹夜不眠。❞
──阮國非臉書貼文（寫於 2016 年 3 月 24 日）
圖片來源：《九槍》預告片
如果阮國非不是外籍移工，如果法律沒有剝奪他們誠實努力的空間，如果他一開始沒有來到台灣⋯⋯又或者，如果陳崇文有接受更多紮實訓練，如果當時有另一位資深員警陪同，如果在場只要有一個人提問「我們為什麼不將他立刻送醫？」
如果這個社會能對移工人權付出更多重視並採取確切行動，阮國非，以及無數個客死異鄉的勞工是不是就有機會功成願遂、衣錦還鄉？只可惜再多如果，終究只是如果。
《九槍》的觀賞體驗是一場極為不適的旅程，其目的並非控訴或是究責，而是如實呈現不同立場觀點，映照出我們不願意面對的真相。影片播映完畢，正當觀眾還陷在沉重無比的思緒裡，蔡崇隆導演親自現身在誠品電影院，分享道「很多人在看完片子後，會問自己可以做到什麼？我都會這樣回答：『請記得現在的不舒服，回到各自的社會位置，能做什麼就做什麼。』」
可能是多一點關注，一次行動，一張選票，也可能是從自身開始實踐更加重視生命價值，或下次遇到身邊移工時，付出多一點應當的尊重和問候，「我們每個人都希望成為更好的人，但不應該是踩在別人的身體上前進，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讓台灣成為一個真正民主共好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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