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案》專訪｜故事轉化為聲音和文字，紀錄著當代的百態人生——范琪斐《說故事的人，在療傷的路上》
撰文 提案編輯室．攝影｜楊雅淳
「最喜歡的過程是跟人講話」范琪斐回想做報導的那些年，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只是在聽，包括她在做電視時，甚至以前新聞的寫法，也不能有太多自己的意見。直到這幾年，她做新媒體，說出的心裡話才變得比較多，而她希望大家看到的是，那些她想傳遞出去的訊息。
從最親密的人身上，聽見「貧窮」說的故事
「我爸媽也許在我的小時候，跟我說過很多故事，但印象最深刻的，其實是我老公蘿蔔頭說過的幾個故事「范琪斐就以這麼一段話，作為一個故事的開頭，她先生出生在一個貧窮的家庭，父親在他十四歲時不告而別，之後他們的住家被法拍，母親沒有什麼謀生能力，後來雖有找到百貨店員的工作，卻患上了憂鬱症。這些遭遇和疏離，讓他認定自己從那時開始就失去父母，他對錢的不安全感，也源自於此。
婚後大概四、五年，當時金融危機剛過，范琪斐考慮在美國買房，可因為是新移民，信用不夠貸款，於是她跟先生商量「但他寧可跟我離婚，也不想背債」，兩人的婚姻卻因此陷入危機。對她而言，只是覺得時候到了，買房又是很重要的事，但先生沒辦法給出一個很強力的理由。跟先生有了買房的溝通，才認知到兩人對於用錢，在觀念上的差異。
「因為他講的那種貧窮是我沒有經歷過的，我是一直到美國生活，才開始擔心生活」。范琪斐的父母親都是公務員，從小家境雖不算富裕，卻也沒擔心過溫飽的問題。直到危機度過後，她才理解到「要背負買房的高額債務， 對他來說是無法想像的」，甚至就連她先生周遭的朋友，或是家族裡都沒有人買房。「他就是你身邊這麼親密的人，你能看到『貧窮』對一個人一生所造成的影響」她坦言，這是一次非常震撼的教育。
范琪斐接著分享另一個她先生說過的故事：那是愛滋病最高峰的八〇年代，「我老公當時還是實習醫生，在美國紐約一家專責的兒童醫院工作，他說『當一個還很小的孩子被送到醫院，一檢測後發現是愛滋病，幾乎等於是被宣判了死刑』。可以想見，在當時，這對一個小兒科醫生來說，會是多麼大的衝擊」。他看見在嬰孩的眼神中，漏透出的那種痛苦，就像個年邁老人。那時，他才真正深刻理解——人，其實有多麼渺小。
認真聽到處都是故事，情緒的背後也有故事
過去這幾年，范琪斐從傳統媒體轉戰到新媒體，跟觀眾之間的溝通，她覺得基本上沒太大差別「『溝通』的本質其實很簡單：我有個想法，我告訴你。另外一半就是去聽。我覺得大家好像都忘記『溝通』也包括聽」，她更進一步分享「做新媒體其實是舒服的，過去我很難知道觀眾的輪廓，收到的只有電視台回覆的收視率，對台灣的理解，變成只剩下一串數字。而新媒體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很好的溝通工具。」
「我很喜歡接收。這些溝通的工具要不停去學。溝通，最重要的不是講，要講其實不難，每個人都能講；最困難的是聽」。關於聽，她自認自己還做不到一百分「當有人一直來罵你，會很受不了，也會克制不住。但來罵你的也是一種聲音，你必須要聽」。剛開始，她覺得可能是自己表達得不夠清楚，「那我就換個策略好了，我用你說話的邏輯來跟你對話。但結果反而變得更糟，反應更激烈。」她的表情有些無奈， 她說她還在想，接下來該怎麼做。
之前，范琪斐接受訪談得到的反饋，沈春華說她只看過書，沒聽過節目，但光書的內容就讓她很感動。但其實在出書前，她還有些猶豫，後來把腳本提供給出版社重新整理後出版，「一個為Podcast設計的內容，轉譯成文字，沒想到還滿好看的」她微微笑著。聽Podast是一種很沉浸的情境，有一點採訪的味道。她覺得Podcast是可以一口氣聽完；但書，是可以隨時停下來去沉澱，兩種的體驗感受很不一樣。
關於「故事」，范琪斐認為「很多時候不一定是要坐下來，跟你講個什麼東西，才叫做故事。如果認真去聽，（故事）一定到處都有，可是你得先看得到、聽得到，大部分是因為我們沒有靜下來去聆聽，而不是沒有人說故事」，從企畫、採訪錄製到播出，再以文字出版，她與製作團隊、出版社，想跟台灣人說的——正如她從另一個人身上聽到的，台灣正在尋找自己，在問自己是誰，以及想告訴世界「我是誰」——而你我的故事，其實就是當代的百態人生。
▌關於作者 范琪斐
從事新聞工作三十多年，過去曾是電視台的駐美特派，擔任過新聞台節目的主持人，大家口中的「范姐」——資深媒體人范琪斐，自二〇一八年返台定居以後，不單單只做國際新聞的短評，她也開始嘗試新媒體，透過社群工具，與不同世代、立場的人開啟溝通，因為她想為這片土地的人們，留下更多的故事。
《說故事的人，在療傷的路上》
范琪斐◎著，黑體文化
Current Issue＿溝通防身術，學習中
資深媒體人范琪斐（攝影：楊雅淳）
從最親密的人身上，聽見「貧窮」說的故事
「我爸媽也許在我的小時候，跟我說過很多故事，但印象最深刻的，其實是我老公蘿蔔頭說過的幾個故事「范琪斐就以這麼一段話，作為一個故事的開頭，她先生出生在一個貧窮的家庭，父親在他十四歲時不告而別，之後他們的住家被法拍，母親沒有什麼謀生能力，後來雖有找到百貨店員的工作，卻患上了憂鬱症。這些遭遇和疏離，讓他認定自己從那時開始就失去父母，他對錢的不安全感，也源自於此。
婚後大概四、五年，當時金融危機剛過，范琪斐考慮在美國買房，可因為是新移民，信用不夠貸款，於是她跟先生商量「但他寧可跟我離婚，也不想背債」，兩人的婚姻卻因此陷入危機。對她而言，只是覺得時候到了，買房又是很重要的事，但先生沒辦法給出一個很強力的理由。跟先生有了買房的溝通，才認知到兩人對於用錢，在觀念上的差異。
「因為他講的那種貧窮是我沒有經歷過的，我是一直到美國生活，才開始擔心生活」。范琪斐的父母親都是公務員，從小家境雖不算富裕，卻也沒擔心過溫飽的問題。直到危機度過後，她才理解到「要背負買房的高額債務， 對他來說是無法想像的」，甚至就連她先生周遭的朋友，或是家族裡都沒有人買房。「他就是你身邊這麼親密的人，你能看到『貧窮』對一個人一生所造成的影響」她坦言，這是一次非常震撼的教育。
范琪斐接著分享另一個她先生說過的故事：那是愛滋病最高峰的八〇年代，「我老公當時還是實習醫生，在美國紐約一家專責的兒童醫院工作，他說『當一個還很小的孩子被送到醫院，一檢測後發現是愛滋病，幾乎等於是被宣判了死刑』。可以想見，在當時，這對一個小兒科醫生來說，會是多麼大的衝擊」。他看見在嬰孩的眼神中，漏透出的那種痛苦，就像個年邁老人。那時，他才真正深刻理解——人，其實有多麼渺小。
資深媒體人范琪斐（攝影：楊雅淳）
認真聽到處都是故事，情緒的背後也有故事
過去這幾年，范琪斐從傳統媒體轉戰到新媒體，跟觀眾之間的溝通，她覺得基本上沒太大差別「『溝通』的本質其實很簡單：我有個想法，我告訴你。另外一半就是去聽。我覺得大家好像都忘記『溝通』也包括聽」，她更進一步分享「做新媒體其實是舒服的，過去我很難知道觀眾的輪廓，收到的只有電視台回覆的收視率，對台灣的理解，變成只剩下一串數字。而新媒體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很好的溝通工具。」
「我很喜歡接收。這些溝通的工具要不停去學。溝通，最重要的不是講，要講其實不難，每個人都能講；最困難的是聽」。關於聽，她自認自己還做不到一百分「當有人一直來罵你，會很受不了，也會克制不住。但來罵你的也是一種聲音，你必須要聽」。剛開始，她覺得可能是自己表達得不夠清楚，「那我就換個策略好了，我用你說話的邏輯來跟你對話。但結果反而變得更糟，反應更激烈。」她的表情有些無奈， 她說她還在想，接下來該怎麼做。
之前，范琪斐接受訪談得到的反饋，沈春華說她只看過書，沒聽過節目，但光書的內容就讓她很感動。但其實在出書前，她還有些猶豫，後來把腳本提供給出版社重新整理後出版，「一個為Podcast設計的內容，轉譯成文字，沒想到還滿好看的」她微微笑著。聽Podast是一種很沉浸的情境，有一點採訪的味道。她覺得Podcast是可以一口氣聽完；但書，是可以隨時停下來去沉澱，兩種的體驗感受很不一樣。
關於「故事」，范琪斐認為「很多時候不一定是要坐下來，跟你講個什麼東西，才叫做故事。如果認真去聽，（故事）一定到處都有，可是你得先看得到、聽得到，大部分是因為我們沒有靜下來去聆聽，而不是沒有人說故事」，從企畫、採訪錄製到播出，再以文字出版，她與製作團隊、出版社，想跟台灣人說的——正如她從另一個人身上聽到的，台灣正在尋找自己，在問自己是誰，以及想告訴世界「我是誰」——而你我的故事，其實就是當代的百態人生。
▌關於作者 范琪斐
《說故事的人，在療傷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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