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眼中兩地文學的困境——專訪作家郝譽翔╳作家徐則臣
撰文 李屏瑤.攝影|簡浩淳徐則臣與郝譽翔初次見面是在北京的青年文學會議,當年的對談陣容一字排開,徐則臣是大陸作家中最年輕的。會議行程緊湊,兩人多是飯局上碰面,私下談話機會不多,第二次則是徐則臣來台灣,兩人交流比上次多,聊到兩岸文學的思潮,青年作家的寫作狀況。而這次見面,竟然再自然不過地談起育兒經,聊起對孩子的管教方式,當然也有對未來的期許。徐則臣希望兒子能夠對文學有興趣,讓一屋子藏書不至於寂寞,郝譽翔反之,希望女兒不要念中文系,能完全避開寫作一途為佳。
長篇小說《耶路撒冷》經歷複雜而緩慢的寫作過程,醞釀六年,寫下兩大本筆記,最後兩年才開始動筆。像是蒐集磚瓦樑柱,要等到想清楚結構才能動工。徐則臣寫得慢,在腦海裡想得久,下筆就不太更改,可以從早到晚坐在同一個地方細磨。書名選取的不是宗教意義上的耶路撒冷,而是信仰意義上的,非常純粹的、形而上的、甚至是理想主義的象徵。
兩人談及寫作上的虛無感與焦慮,徐則臣向郝譽翔分享他的獨門秘訣,是非常阿Q 的精神勝利法。他會找一堆都是五十萬字的長篇放在旁邊,偶爾去翻。翻閱不是看別人寫多好,而是寫多差,看見大師也有敗筆,愈翻愈覺得敗筆比比皆是,靠大師們的缺點支撐他寫完長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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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譽翔:
我們初次見面是在一場兩岸青年作家對談,當時徐則臣有一篇短文,提到北京這個城市如何影響了他,我對此印象很深刻。我一直覺得,當我們談城市,好像都把城市孤立起來,把城市當作一個繁華的、紙醉金迷的地方,但我們都好像忘記了,城市是以農村作打底的。很多城市裡的人都是異鄉人,徐則臣是這樣,包括我自己也是,雖然我是台北人,但是在高雄出生,八歲左右才來到台北,我很能體會這種城市異鄉人的感覺。在地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在地土生土長的台北人,比例上是少的,這也是一座城市迷人的地方,每個人帶著對自己故鄉的記憶,然後來到這裡。城市是個充滿異質的所在,從鄉下或鄉鎮,從另外一個地方入城,這個經驗對很多人來講都是啟蒙的關鍵,我覺得他的《耶路撒冷》,把這群「京漂」的人寫得非常精彩,也說明了現代城市是怎麼一回事,不是我們看的表面那麼簡單。
徐則臣:
《耶路撒冷》裡寫到楊傑的媽媽對戶籍的執念,跟我們當下所謂的戶籍有點不一樣,當時的北京多了一點意識形態上的優越感,生在北京,就是生在大陸紅色的中心。大陸很大,很多大城市佔有社會資源,唯有在法律上、戶籍上成為它的一員,才有可能獲取這些資源。對很多人來說,進城是個翻身的過程,如果各個地區的資源都能夠平等,就沒必要往大城市跑。現在大陸的大城市急遽膨脹,每個城市都在膨脹,從鄉村往鎮上跑,鎮上往縣城跑,縣城往地級市跑,地級市往省城跑,省城往首都跑,再往上海、廣州這種超大城市跑,就為了獲取資源與佔有機會。
郝譽翔:
台灣其實也有,你的戶籍如果在台北市,小孩可能可以拿比較多的津貼,學校的資源也比較好,但沒有大陸這麼嚴重。西方世界好像就沒有這種問題。
徐則臣:
比較飽和的中產階級社會,城鄉基本上差別不大,生活條件、身份認同感是差不多的。我前陣子去了拉丁美洲,他們的狀況跟大陸相反,有錢人反而往外搬,住在邊上,市中心住的都是貧民。外人看的奇觀,對我們來說都是現實。
文學訓練,台灣擅情境,大陸重寫實。
徐則臣:
我發現兩岸的文風、風格、修辭可能有明顯的差異,但共同關注的話題其實差不多。只是大陸因為整體現實、地理比較寬闊,具備傳奇性、聳人聽聞的故事比較多一點,但問題的核心是差不多的。
郝譽翔:
我個人在研究文學史,特別關注這些議題。這也跟台灣的文學訓練有關,大陸從左派開始,比較關注寫實主義(註1),他們寫實的根是比較扎實的。台灣這方面受現代主義(註2)影響,喜歡做形式上的實驗、探索心情、寫夢境與超現實,甚至魔幻寫實(註3),久而久之好像忘記怎麼去說故事,也不在意人物的塑造。我們比較擅長寫一種情境,這就是兩岸風格的不同。加上從小的語文訓練就是這樣,都在教修辭,注重修辭與結構,不太重內容。
徐則臣:
我覺得台灣這種教育,其實是文學的教育,更注重審美的這塊,大陸則是文以載道,注重言之有物。在大陸,一個文筆很差的作家可以成為名作家,但是對很多台灣人來說,語言關卡可能都沒過。我們的作家壓力非常大,每天會出現很多新鮮事,當然小說不是在專營故事上的新奇,但得要讓讀者覺得有點意思,不然每天看報紙就可以了。作家沒有放棄對故事的經營,腦袋裡一直有一根弦,把要表達的東西融入到故事裡,我們有那麼多的資源,每天打開報紙就那麼多事。而且,說真話,我們遇到的現實問題比你們要多得多,每天一出門就與現實生活相碰,很難從現實裡擺脫出來。那是大陸作家的根本處境,你不找它,它會來找你。美國作家其實跟大陸很像,也是在拚命講故事。這也對大陸作家有負面的影響,面臨的事情太多了,反而有惰性,直接把好看的部分轉化過來,忘記了屬於小說藝術的東西。
郝譽翔:
台灣文學確實有困境,寫作者的同質性太高,都是文學背景出身、得文學獎,文學好像愈來愈脫離大眾,形成一個菁英圈,彼此相濡以沫。有很多人,像我這樣,念文學,也留在學院裡,在一個文學的溫室裡,真的可以跟現實脫節。我現在看到台灣一批年輕作者確實就是如此,念研究所,每天經營文學的美夢,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健康的狀態。
徐則臣:
大陸有一句話可以形容,「不接地氣」。
郝譽翔:
台灣的作品確實比較不接地氣,漸漸會有改變,像現在的六年級作家,甘耀明、吳明益,有做新嘗試。趨勢還沒有那麼明顯,接班者還沒出現。我覺得關於人的問題、存在的問題、密室的問題,廿世紀已經做太多了。反而是這一百年當中,我們的現實發生劇烈的變化,怎麼去統合起來,用文字去轉化它,思考出一個領悟,我覺得是更具挑戰性的。
寫作,作家的理想之城。
郝譽翔:
我覺得《耶路撒冷》最特別的就是,它顯然不是只想寫一個故事,不只是在寫一件事的表象,帶我們一再去反思那些故事,寫中國大陸,也提出批判,使這本小說有哲理的深度。
徐則臣:
我一直很想用一部小說,把我這麼多年的經驗,我對這代人的理解,將這一切做一次清理,邊邊角角很多。如何去讓人覺得是必要的,而非拼貼點綴、可有可無,必須尋找一個結構去統整,所以才會出現那個專欄(註4),沒有那個專欄,小說可能會更順暢,但我必須把這問題表達清楚。每個人的內心裡都有個耶路撒冷,代表的是不同的意義,可能是個途徑,是個意念。我是個作家,那就代表一直要努力、要朝聖的方向,那個理想的作品,就是我的「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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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寫實主義
法國大革命後,文學寫作崇尚事實或現實,反對一切不切實際及空想。
(註2)
現代主義
原現代主義以科學為基礎,講求理性邏輯,發展至文學風格上則意欲追求
文學的本質,頗有為藝術而藝術的意味。
(註3)
魔幻寫實
一種文學敘事技巧,這樣的作品中因果關係看起來常常不合乎現實狀況。
(註4)
專欄
此指《耶路撒冷》中,除了故事主線外,另安排故事中人撰寫專欄,提供
映照故事內容的思考空間。
以上內容刊載自《提案on the desk》V.029「老派生活本舖」2015 O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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