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專欄 2024年2月9日

以巴衝突何去何從——薩依德《文化與抵抗》的一點啟示

撰文香港誠品書店

以巴戰火歷時至今四個月，尚未有止息的跡象，甚至在編者下筆的當下，新聞播出以色列特種部隊偽裝成為醫護人員，潛入醫院持槍橫行，狙殺哈瑪斯成員的畫面。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瑪斯去年10月7日在以色列無差別擊殺平民、擄走240名人質的行為震驚國際，但隨後以色列於加薩地區的炮彈轟炸，加深兩地的人道危機，加薩區內斷水斷糧、醫療系統崩潰，成千上萬的平民流亡。近日以色列國內開始泛起反對聲音，2月3日爆發全國性示威，要求鐵血總理內塔尼亞胡下台。

遠在香港，似乎很難想像這些苦難在世界某個角落每天上演，但事實上從1947年五次中東戰爭（甚至可以追溯更早的《貝爾福宣言》），以色列大規模接管原巴勒斯坦土地開始，以巴的仇恨之火已經燃燒超過半個世紀。

從民族意識到現代國家：「猶太人」VS 「以色列人」

以巴問題之所以如此複雜難解，背後受到整個中東歷史、宗教歸屬、二戰後的轉型正義，還有現代政治和美國金援文化等因素影響。談得最多的「應許之地」（現耶路撒冷）從屬問題，要回到羅馬帝國時期的中東世界去理解，當時猶太人為了反抗羅馬帝國的統治先後進行了兩次起義，第二次起義失敗後猶太人受到羅馬皇帝哈德良的驅逐，「猶太省」亦因此被更名為「巴勒斯坦」（非利士語中「猶太民族的敵人」的意思），猶太人從此僑居於各國，因此產生了後來的「猶太復國主義」，號召猶太人返回原居地建國，種下了以巴日後對於領土的爭奪之根。

現在談以巴衝突很危險的其中一個原因（特別對學術界來說），是因為很容易被認為「反猶」，歐洲普遍背負二戰猶太人被納粹屠殺的罪咎感，加上受到德國積極進行轉型正義工程（包括對納粹戰犯的審判，總理向波蘭致歉等）的影響，猶太人在國際間向來被視為「受害者」的角色，然而，巴勒斯坦裔美籍學者薩依德（Edward Said 1935-2003）提出，我們必須分辨「反猶太」和「反現代以色列」的分野。前者是奠基於歐洲基督宗教的神學（猶大背叛耶穌），後者則是因為以色列在1948年建國後對巴勒斯坦進行的一系列等同「殖民」的措施，包括在約旦河西岸和加薩建立大量屯墾區（猶太人大批遷入，築路刻意繞過巴勒斯坦人的村莊和城鎮，逼走當地原居民）；在加薩地區進行定點清除（targeted killing）——以消除恐怖組織為由大規模轟炸平民聚居地及民用措施；還有經常進行宵禁，禁止食物流通等種種不能盡錄。「反猶太」是宗教偏見演練至極致的惡果，「反現代以色列」則是對現代國家不當操弄政治及軍事力量的不滿，後者是需要被國際放大來檢視的。

國際政局操盤下的以巴議題

另一個讓以巴問題越演越烈的原因，薩依德指出，是以色列背後的美援。這涉及到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伊斯蘭世界的霸權，他們對於中東的伊斯蘭教、阿拉伯人不作細分（高等學院如哥倫比亞大學甚至不設《可蘭經》課程），只將他們以野蠻、恐怖炸彈客簡單概括，如美國高舉打擊恐怖主義，對波斯灣戰爭、伊拉克內政的高度參與是明顯的例子。落實到以巴處境，在文化、網絡戰上，西方國家多偏重以色列，美國的大報鮮少以巴勒斯坦人為觀點出發的報導，近期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以哈瑪斯對以色列發動襲擊爲由，取消巴勒斯坦作家Adania Shibli的《Minor Detail》獲獎亦是一大實證。在軍事層面上，以色列被授以龐大的武器軍備以持續對巴勒斯坦的圍堵（中東武器外銷是美國出口收入的一大支柱）。

同一時間不能否認以色列政客對美國國會的遊說力量相當強大，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是政經手腕相當厲害的角色。以色列記者安謝爾．帕菲佛爾曾對這位右翼鐵血總理進行過詳細研究，發現他相當具前瞻性地規劃以色列的發展路向——他小心謹慎應對歐巴馬對其凍結屯墾區的施壓要求，撐到了基本上對自由、民主等議題無甚興趣的川普上場，一邊大力發展以色列的經濟、科技，同時極力避開敘利亞的戰事，等到阿拉伯世界陷入亂局、歐盟出現危機，亞洲權力崛起，世界開始遺忘巴勒斯坦問題的時候，他再以以色列的尖端科技在遠東地區擴展外交，並拉攏國族主義的執政者，如印度的穆迪和日本的安培，以擴大以色列的全球的影響力，如此一來，巴勒斯坦的狀況就更加無人過問了。

雙民族國家：以巴在中東世界的和平願景？

西方國家對以巴問題固然有歷史和道德責任，畢竟屠殺猶太人的是納粹，支持猶太復國的是英國，在二戰後將巴勒斯坦土地一錘定音劃分出去的是聯合國，承受歷史惡果的卻是以巴的平民。但要真正解開以巴問題，必須重返阿拉伯世界。薩依德提出，在以色列管控了巴勒斯坦大部分的土地後，約旦、黎巴嫩等鄰近地區的阿拉伯人為了反對與以色列「正常化」建交，一直避免進入巴勒斯坦地帶，以示對以色列的不合作，此舉卻中斷了巴勒斯坦人原本可以取得的醫療、教育等人道支援，令他們陷入孤地，做法相當犬儒。

另一方面，基於敵視，阿拉伯人放棄嘗試了解以色列——阿拉伯的大學及巴勒斯坦大學均不設以色列研究學系，無法真正理解對峙的一方，就無法達成對話或協商。阿拉伯人必須認清以色列人不再是以往「流浪的猶太人」，是非過渡性存在的事實，方有開啟斡旋的可能。

同時，薩依德亦預視到以色列繼續右翼政策的危險性。以色列目前並沒有明確劃分國界，他們對於領土無止盡的擴張，勢必會引發環伺四周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敵意，他們始終立足中東，即使與美國關係密切，遠水也不能救近火，又如果一天美國不再支持以色列，以色列很容易會陷入和阿拉伯國家開戰的死局。加上近年以色列境內多了不少雜音，有部分以色列人並不熱衷國家法律宗教化，甚至不滿右翼政治派系對巴勒斯坦的政策。從實際的角度而言，擁有以色列公民身份/在屯墾區為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口比重相當大，以巴的人民其實密不可分，以色列是沒可能將巴勒斯坦人盡數驅逐的。

在種種的因素影響下，薩依德提出「雙民族單一國家」的願景，建議讓巴勒斯坦人建國，但可以讓他們自由選擇與約旦、黎巴嫩等阿拉伯國家還是以色列統一，以巴之間進行資源共享、制定共同的移民政策，或某程度的整合。這種建議固然有過於樂觀的地方，但以巴的人民並非先天敵對，以色列境內仍有不少人開始尋求以巴關係的其他出路。薩依德曾經和猶太音樂家巴倫波因（Daniel Barenboim）組成西東合集交響樂團，在1999年於德國威瑪舉辦音樂工作坊，聚集巴勒斯坦、以色列、約旦、黎巴嫩、埃及及敘利亞等地的樂手，以「對話」的名義讓這些籠罩在政治陰霾下的年輕人跨越種族仇恨進行音樂交流。樂團曾經挑戰過不少具爭議的做法，例如表演華格納（反猶德國作曲家）的作品及在巴勒斯坦的臨時首都拉馬拉（以色列禁止國民進入）演奏等。

或許從歷史、政治角度而言，以巴問題因為兩方勢力的懸殊，注定糾纏不清。但在文化角度為以巴建立可以互相理解的契機，在國際政治賭桌之外，嘗試緩和兩個民族人民的仇視，仍然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至少，理解哈瑪斯不等同巴勒斯坦（或他們的憤怒源自原居地被佔據）；以色列政府的做法亦非代表全部以色列人，我們就能夠更客觀地思考以巴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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