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专栏 2024年2月9日

以巴冲突何去何从——萨依德《文化与抵抗》的一点启示

撰文香港誠品書店

以巴战火历时至今四个月，尚未有止息的迹象，甚至在编者下笔的当下，新闻播出以色列特种部队伪装成为医护人员，潜入医院持枪横行，狙杀哈玛斯成员的画面。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玛斯去年10月7日在以色列无差别击杀平民、掳走240名人质的行为震惊国际，但随後以色列於加萨地区的炮弹轰炸，加深两地的人道危机，加萨区内断水断粮、医疗系统崩溃，成千上万的平民流亡。近日以色列国内开始泛起反对声音，2月3日爆发全国性示威，要求铁血总理内塔尼亚胡下台。

远在香港，似乎很难想像这些苦难在世界某个角落每天上演，但事实上从1947年五次中东战争（甚至可以追溯更早的《贝尔福宣言》），以色列大规模接管原巴勒斯坦土地开始，以巴的仇恨之火已经燃烧超过半个世纪。

从民族意识到现代国家：「犹太人」VS 「以色列人」

以巴问题之所以如此复杂难解，背後受到整个中东历史、宗教归属、二战後的转型正义，还有现代政治和美国金援文化等因素影响。谈得最多的「应许之地」（现耶路撒冷）从属问题，要回到罗马帝国时期的中东世界去理解，当时犹太人为了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先後进行了两次起义，第二次起义失败後犹太人受到罗马皇帝哈德良的驱逐，「犹太省」亦因此被更名为「巴勒斯坦」（非利士语中「犹太民族的敌人」的意思），犹太人从此侨居於各国，因此产生了後来的「犹太复国主义」，号召犹太人返回原居地建国，种下了以巴日後对於领土的争夺之根。

现在谈以巴冲突很危险的其中一个原因（特别对学术界来说），是因为很容易被认为「反犹」，欧洲普遍背负二战犹太人被纳粹屠杀的罪咎感，加上受到德国积极进行转型正义工程（包括对纳粹战犯的审判，总理向波兰致歉等）的影响，犹太人在国际间向来被视为「受害者」的角色，然而，巴勒斯坦裔美籍学者萨依德（Edward Said 1935-2003）提出，我们必须分辨「反犹太」和「反现代以色列」的分野。前者是奠基於欧洲基督宗教的神学（犹大背叛耶稣），後者则是因为以色列在1948年建国後对巴勒斯坦进行的一系列等同「殖民」的措施，包括在约旦河西岸和加萨建立大量屯垦区（犹太人大批迁入，筑路刻意绕过巴勒斯坦人的村庄和城镇，逼走当地原居民）；在加萨地区进行定点清除（targeted killing）——以消除恐怖组织为由大规模轰炸平民聚居地及民用措施；还有经常进行宵禁，禁止食物流通等种种不能尽录。「反犹太」是宗教偏见演练至极致的恶果，「反现代以色列」则是对现代国家不当操弄政治及军事力量的不满，後者是需要被国际放大来检视的。

国际政局操盘下的以巴议题

另一个让以巴问题越演越烈的原因，萨依德指出，是以色列背後的美援。这涉及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霸权，他们对於中东的伊斯兰教、阿拉伯人不作细分（高等学院如哥伦比亚大学甚至不设《可兰经》课程），只将他们以野蛮、恐怖炸弹客简单概括，如美国高举打击恐怖主义，对波斯湾战争、伊拉克内政的高度参与是明显的例子。落实到以巴处境，在文化、网络战上，西方国家多偏重以色列，美国的大报鲜少以巴勒斯坦人为观点出发的报导，近期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以哈玛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爲由，取消巴勒斯坦作家Adania Shibli的《Minor Detail》获奖亦是一大实证。在军事层面上，以色列被授以庞大的武器军备以持续对巴勒斯坦的围堵（中东武器外销是美国出口收入的一大支柱）。

同一时间不能否认以色列政客对美国国会的游说力量相当强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政经手腕相当厉害的角色。以色列记者安谢尔．帕菲佛尔曾对这位右翼铁血总理进行过详细研究，发现他相当具前瞻性地规划以色列的发展路向——他小心谨慎应对欧巴马对其冻结屯垦区的施压要求，撑到了基本上对自由、民主等议题无甚兴趣的川普上场，一边大力发展以色列的经济、科技，同时极力避开叙利亚的战事，等到阿拉伯世界陷入乱局、欧盟出现危机，亚洲权力崛起，世界开始遗忘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他再以以色列的尖端科技在远东地区扩展外交，并拉拢国族主义的执政者，如印度的穆迪和日本的安培，以扩大以色列的全球的影响力，如此一来，巴勒斯坦的状况就更加无人过问了。

双民族国家：以巴在中东世界的和平愿景？

西方国家对以巴问题固然有历史和道德责任，毕竟屠杀犹太人的是纳粹，支持犹太复国的是英国，在二战後将巴勒斯坦土地一锤定音划分出去的是联合国，承受历史恶果的却是以巴的平民。但要真正解开以巴问题，必须重返阿拉伯世界。萨依德提出，在以色列管控了巴勒斯坦大部分的土地後，约旦、黎巴嫩等邻近地区的阿拉伯人为了反对与以色列「正常化」建交，一直避免进入巴勒斯坦地带，以示对以色列的不合作，此举却中断了巴勒斯坦人原本可以取得的医疗、教育等人道支援，令他们陷入孤地，做法相当犬儒。

另一方面，基於敌视，阿拉伯人放弃尝试了解以色列——阿拉伯的大学及巴勒斯坦大学均不设以色列研究学系，无法真正理解对峙的一方，就无法达成对话或协商。阿拉伯人必须认清以色列人不再是以往「流浪的犹太人」，是非过渡性存在的事实，方有开启斡旋的可能。

同时，萨依德亦预视到以色列继续右翼政策的危险性。以色列目前并没有明确划分国界，他们对於领土无止尽的扩张，势必会引发环伺四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敌意，他们始终立足中东，即使与美国关系密切，远水也不能救近火，又如果一天美国不再支持以色列，以色列很容易会陷入和阿拉伯国家开战的死局。加上近年以色列境内多了不少杂音，有部分以色列人并不热衷国家法律宗教化，甚至不满右翼政治派系对巴勒斯坦的政策。从实际的角度而言，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在屯垦区为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口比重相当大，以巴的人民其实密不可分，以色列是没可能将巴勒斯坦人尽数驱逐的。

在种种的因素影响下，萨依德提出「双民族单一国家」的愿景，建议让巴勒斯坦人建国，但可以让他们自由选择与约旦、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还是以色列统一，以巴之间进行资源共享、制定共同的移民政策，或某程度的整合。这种建议固然有过於乐观的地方，但以巴的人民并非先天敌对，以色列境内仍有不少人开始寻求以巴关系的其他出路。萨依德曾经和犹太音乐家巴伦波因（Daniel Barenboim）组成西东合集交响乐团，在1999年於德国威玛举办音乐工作坊，聚集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埃及及叙利亚等地的乐手，以「对话」的名义让这些笼罩在政治阴霾下的年轻人跨越种族仇恨进行音乐交流。乐团曾经挑战过不少具争议的做法，例如表演华格纳（反犹德国作曲家）的作品及在巴勒斯坦的临时首都拉马拉（以色列禁止国民进入）演奏等。

或许从历史、政治角度而言，以巴问题因为两方势力的悬殊，注定纠缠不清。但在文化角度为以巴建立可以互相理解的契机，在国际政治赌桌之外，尝试缓和两个民族人民的仇视，仍然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至少，理解哈玛斯不等同巴勒斯坦（或他们的愤怒源自原居地被占据）；以色列政府的做法亦非代表全部以色列人，我们就能够更客观地思考以巴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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