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總是認為自己不夠好的妳:別讓冒牌者症候群影響你的人生
撰文 伊麗莎白.卡多赫(紀錄片導演)、 安娜.德蒙塔爾洛(心理治療師)冒牌者症候群(Impostor syndrome),在1978年由臨床心理學家克蘭斯博士(Pauline R. Clance)與因墨斯(Suzanne A. Imes)提出,患有冒牌者症候群的人無法將自己的成功歸因於自己的能力,並總是擔心有一天會被識破自己其實是騙子。許多人即使有優秀的能力,卻還是無法相信自己,無論是《哈利波特》系列電影的「妙麗」艾瑪.華特森,或是臉書營運長雪柔.桑德伯格等,許多成就卓越的女性都曾坦承自己在成功後仍有不安感。只因為她們認為自己是冒牌貨!
《給總是認為自己不夠好的妳》結合案例故事、專家建言、訪談,以及科學研究,讓你了解自身價值的關鍵,察知內心成長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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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有助你:
◎了解自己缺乏自信的類型及原因
◎解放自己,不再活在別人的目光及期待中
◎學會愛自己,妳值得身心平衡的自己
◎讓弱點成為驅動力,將優點成為最佳助力
◎勇於成為更好的自己,不論是在婚姻、人際或職場
◎以自信養育女兒,以正向價值看待自己和身邊的人
❐「冒牌者症候群」一詞的誕生
根據統計,女性比男性更會感到焦慮,也比較擔心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因此更容易擔憂與沮喪,而這可能使她們更加缺乏自信,並且感覺自己像個冒牌者。
這種覺得自己不適任的感覺,會擴大至可能更因缺乏自信所苦的那些少數人。無論是性向、性別或是種族,這些差異會滋養並且加重冒牌者的感覺。
1970年代之際,當這種苦惱還未因定名而具體化之前,兩位臨床精神科醫師寶琳娜羅斯.克蘭斯(Pauline Rose Clance)與蘇珊娜.因莫斯(Suzanne Imes)發明了「冒牌者症候群」(Imposter syndrome)這個名詞,並使之廣為周知:
某一天,當克蘭斯在俄亥俄州立大學上課時,發現她的學生正面臨的一種感受,也正是她學生時代面臨的懷疑與冒牌者的感受。她說:「我注意到,我的學生對於自己的能力充滿懷疑,而且對於成功也相當焦慮。例如,她們會說:『我很怕自己這一次考試搞砸了。』可是,當我問起這件事時,卻發現她們從來沒有考壞過,而且事實上,她們的成績還很優秀,其中一個女學生這麼說:『我覺得自己在這群聰明的學生當中就像個冒牌貨。』」
《冒牌者症候群》,商周出版
❐女性缺乏自信的根源
語言定義了我們身處的現實世界,男性最初就是透過壟斷話語權而得到主導權。
英國古典學家瑪麗.比爾德(Mary Beard)在《女性與權力:一份宣言》一書中探尋過去,研究視角追溯到了古代,進而解釋權力如何被男性所構想,並且為男性效勞。過往,沒有發言權的女性只能保持沉默。為了闡述自己的理論,瑪麗.比爾德描述了在古希臘史詩作品《奧德賽》中,特拉馬庫斯暗示他的母親保持沉默的時刻,他說:「母親,回到樓上自己的房間裡去,紡紗織布才是妳分內之事,講話是男人的事情。」他的母親潘妮洛碧順從了。要了解某些想法如何在我們心中變得根深柢固,追溯遙遠的歷史有很大的幫助。我們需要顛覆各種陳詞濫調、思維定式以及古舊想法,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獲得力量和信心。而語言無疑是第一種工具,是我們能掌握的第一種力量。
在語法領域,男性的主導地位也有機可循。法國語言學家艾莉安.維儂(Eliane Viennot)解釋,陽性名詞並不總是比陰性名詞更占上風:「法語一開始是很平等的,但自十七世紀以來,語法學家就刻意將語言男性化,他們給女性化的名詞定罪,編造了『陽盛於陰』等語法規則。」⋯⋯舉例,就以十五世紀時早已存在的『女作者』(autrice)一詞來說,法國人普遍認為這是個新名詞,但其實是因為過往彰顯大男人主義的語法學家,為了要支持男作家壟斷文學市場,便刻意抹除了『女作者』一詞。」
我們要將話語權還給女性,拒絕用模式化的詞語,來進一步強化對她們的刻板印象。
如果女性缺乏自信,首先要從歷史、社會、家庭、語言及觀念等方面來尋求原因所在。
❐女性被剝奪的歷史
長期以來,女性一直成長並受制於父權制導致的脆弱性中。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她們自信匱乏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原因。它是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來男性統治下的產物。
在劃時代的巨著《西方婦女史》中,米歇爾.佩羅(Michelle Perrot)、喬治.杜比(Georges Duby)說明了這一點。為了不讓時間抹去他們的事蹟,自古以來男性都將自己的英勇事蹟記錄在冊。與之相反,女性卻從未書寫下她們的歷史:作為沉默的母親、隱形的家庭主婦,她們淡出了歷史的大舞台;甚至,在古希臘、古羅馬等偉大文明中,她們都不具備法律身分,而與兒童和罪犯處於同樣的地位。幾個世紀以前,她們甚至未被納入人口普查的範圍。正如佩羅所說:「我突然意識到,從來沒有人關注過女性的歷史,所有學科都對女性感興趣,除了歷史學科。我們對她們一無所知,視他們如無物,除了聖女貞德和先賢祠中的女性,其他女性形象蹤跡難覓。」
如果她們從未閱讀過屬於自己同性別的歷史,她們如何對自己有信心?豈不是就如同拿破崙所說:「她們只不過是被轉交給男性,為他們生孩子。她們不就是他們的財產嗎?就如同園丁的果樹?」
母職之外,沒有救贖
(⋯)幾個世紀以來,女性只能憑藉由婚姻和母性授予的身分而存在。她們所受的教育僅限於整治家庭。這令人想起易卜生的戲劇作品《玩偶之家》中的一個角色娜拉,當她從父親家搬到丈夫家時,丈夫提醒她要銘記自己的神聖職責,「首先妳是一位妻子,一位母親。」後來,娜拉出走了,成為女性解放的標誌。
時代在變化著。於1804年通過的《法國民法典》規定,「丈夫必須保護妻子,妻子必須服從」,但從1792年開始,夫妻雙方可以協議離婚;1850年出現女校;1870年,朱爾斯.費里呼籲,要為不同性別的兒童提供普及教育,女性無須經過丈夫同意也能投身職場;然而,直到2006年,婚姻義務中尊重的概念才被提出;到了2014年,「真正的男女平等」才被列入了議程。不可否認的是,自1960年代起,女性解放有很大的進步。1965年的制度改革,女性可以在無丈夫允許的情況下去銀行開戶和工作。兩年後,《紐維特法》開始允許採取避孕措施。隨後,女性解放運動到來;1975年通過的《韋伊法》,允許女性在特定條件下合法墮胎。
然而,要實現男女平權,任務還很艱巨。女性被伴侶殺死的案例並未減少(2019年,法國平均每兩天就有一名女性被伴侶殺害)。世界衛生組織指稱,親密關係中的暴力影響著歐洲四分之一的女性。人類學家和性學家菲利普.伯瑞諾特指出,殺害女性是人類社會的一種特有現象:「透過人類學研究,艾希提耶指出了我們都應知曉的一種現實:兩個性別之間施加暴力,為人類社會的特殊景觀。人類是唯一一種雄性會殺死雌性的物種。」雖然動物世界裡也存有暴力殺害的現象,但絕不是這種兩性之間的暴力虐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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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男性在權力制衡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們如何恰當地、自信地獲取平等的權力?
不敢要求加薪、不敢提出性要求,甚至不敢在一群男人中大聲說話,這一切都是沉重歷史遺留的一部分。在女性的集體想像力中,充滿對「公開要求」這一行為的懷疑,她們更不敢相信自己值得獲得成功享受完滿的喜悅。
#MeToo運動打開了閘門,在這樣的推動下,女性變得更加自信。終於,她們敢於開口訴說自己遭受的滿懷屈辱、憤怒過往——被性騷擾的經歷。在一個將溫柔與順從的標籤貼滿女性形象的社會裡,多年以來埋藏在女性幽暗的內心深處的一系列故事,終於被大眾所看見。
《總覺得自己沒那麼好:一位實習醫師的冒牌者症候群實錄》,究竟出版
被剝奪的自信
歷史學家暨女性史專家克里斯蒂娜.巴德(Christine Bard)質疑「女性缺乏自信」的說法沒有事實依據。「這種說法豈不是會給女性帶來負罪感?」這種說法不僅讓女性遭受歧視,還暗含「如果妳更自信,更有魄力,就不會有這些問題了」。這種說法當然不對,它只會讓女性感到更深的負罪感。
在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關係中,被支配者的權力、能力、創造性和自由都被剝奪,而且是因為遭受壓迫而缺乏自信。作為被支配者,女性的自信就如此被剝奪了。但是,女性的歷史不僅僅是被主宰的歷史,她們更創造了輝煌的反抗史——她們挑戰著約定俗成的法則,創造了接連不斷的奇蹟,凝聚起集體抵抗的力量。這些給人以鼓舞的女性在各個領域發出了有利的呼聲:在任何領域,平等都有可能實現。
女性與話語的關係
作為一位奉行女權主義的大學教授,在課堂上和學生互動的過程中,克里斯蒂娜.巴德沮喪地觀察到一件事:男學生總是比女學生更積極參與課堂上的互動。男學生更頻繁發言,發言時間也往往更長,即使在性別史課程上也不例外。
對於這種情況,應該如何做出恰當的反應呢?如果我們直接點名女生來提問,可能會導致雙方陷入僵局。這更是需要小心意義避免的情況,因為這麼做可能會讓她們感到備受侮辱,進一步導致她們自信不足。根據市政廳的說法,法國數年前就已經實現男女同等對待了。我們將此視為兩性完全平等的事實來歡慶。這並沒有錯,但當我們測算發言時間後就會發現,男性的發言次數是女性的兩倍,發言時間也是女性的兩倍。也就是說,無論從發言次數或時間上來看,男性都牢牢掌控四分之三的話語權。這說明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我們仍不斷塑造著兩性不平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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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2001年至2018年這段時間共七十萬小時的節目,法國國立視聽研究院進行一項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女性在媒體上發言的時間是男性的一半。有50%於企業工作的女性認為,在職場上除了性騷擾、男女薪酬等不平等現象之外,她們在發言時被打斷是性別歧視最嚴重的現象。「英語系國家將此命名為『男式打斷』(manterrupting),及男性打斷女性的發言,這種行為常在會議或公開場合出現。」
如今,女性在公共場合和媒體的發言空間仍然很狹窄,儘管數據似乎顯示了「樂觀」的徵兆:女性在國有視聽頻道的發言時間增加了7%。
改變社會,爭取女性賦權
每一位女性都應該對自己進行這樣的心理工作:分析、理解男性的支配如何對她們產生影響。但要讓女性重獲自信,在社會站穩腳步,僅靠自我分析遠遠不夠。雖然許多個人音色可以發揮積極作用,但克里斯蒂娜.巴德認為,99%的作用,都歸於社會集體的努力,要改變的是我們身處的社會,也是工作條件和教育方式。在社會中,不應只有少數的女性擔任關鍵的職位,而絕大多數的女性只能接受較低的職位及薪水。例如,有許多女性從事衛生、教育或社會工作等報酬較低的工作,雖然這些工作的較低報酬不合理。
我們需要改變道德範式、家庭教育、生活方式、說話模式以及著裝方式,這些深刻的文化變革並不僅僅與女性相關。女性賦權天平的另一端是男性特權的相對減少。但在#MeToo運動中,我們很少聽到男性發表對性暴力的看法。身為一個歷史學家,學術研究令我越來越有行動意識,令我察覺到我們身處的社會在某些方面發展停滯,意識到我們被男權統治的歷史蒙蔽的程度⋯⋯甚至,我們無法想像另一個更好的世界。前路漫漫,我們要做的工作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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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簡介
伊麗莎白.卡多赫Elisabeth Cadoche|記者、作家,紀錄片導演。
安娜.德蒙塔爾洛Anne De Montarlot|心理治療師、 培訓師,在倫敦從業已有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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