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總是認為自己不夠好的妳：別讓冒牌者症候群影響你的人生

這本書有助你：

◎了解自己缺乏自信的類型及原因
◎解放自己，不再活在別人的目光及期待中
◎學會愛自己，妳值得身心平衡的自己
◎讓弱點成為驅動力，將優點成為最佳助力
◎勇於成為更好的自己，不論是在婚姻、人際或職場
◎以自信養育女兒，以正向價值看待自己和身邊的人

 
❐「冒牌者症候群」一詞的誕生
 
根據統計，女性比男性更會感到焦慮，也比較擔心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因此更容易擔憂與沮喪，而這可能使她們更加缺乏自信，並且感覺自己像個冒牌者。
 
這種覺得自己不適任的感覺，會擴大至可能更因缺乏自信所苦的那些少數人。無論是性向、性別或是種族，這些差異會滋養並且加重冒牌者的感覺。
 
1970年代之際，當這種苦惱還未因定名而具體化之前，兩位臨床精神科醫師寶琳娜羅斯．克蘭斯（Pauline Rose Clance）與蘇珊娜．因莫斯（Suzanne Imes）發明了「冒牌者症候群」（Imposter syndrome）這個名詞，並使之廣為周知：
 
某一天，當克蘭斯在俄亥俄州立大學上課時，發現她的學生正面臨的一種感受，也正是她學生時代面臨的懷疑與冒牌者的感受。她說：「我注意到，我的學生對於自己的能力充滿懷疑，而且對於成功也相當焦慮。例如，她們會說：『我很怕自己這一次考試搞砸了。』可是，當我問起這件事時，卻發現她們從來沒有考壞過，而且事實上，她們的成績還很優秀，其中一個女學生這麼說：『我覺得自己在這群聰明的學生當中就像個冒牌貨。』」

 
《冒牌者症候群》，商周出版

 
❐女性缺乏自信的根源
 
語言定義了我們身處的現實世界，男性最初就是透過壟斷話語權而得到主導權。
 
英國古典學家瑪麗．比爾德（Mary Beard）在《女性與權力：一份宣言》一書中探尋過去，研究視角追溯到了古代，進而解釋權力如何被男性所構想，並且為男性效勞。過往，沒有發言權的女性只能保持沉默。為了闡述自己的理論，瑪麗．比爾德描述了在古希臘史詩作品《奧德賽》中，特拉馬庫斯暗示他的母親保持沉默的時刻，他說：「母親，回到樓上自己的房間裡去，紡紗織布才是妳分內之事，講話是男人的事情。」他的母親潘妮洛碧順從了。要了解某些想法如何在我們心中變得根深柢固，追溯遙遠的歷史有很大的幫助。我們需要顛覆各種陳詞濫調、思維定式以及古舊想法，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獲得力量和信心。而語言無疑是第一種工具，是我們能掌握的第一種力量。
 
在語法領域，男性的主導地位也有機可循。法國語言學家艾莉安．維儂（Eliane Viennot）解釋，陽性名詞並不總是比陰性名詞更占上風：「法語一開始是很平等的，但自十七世紀以來，語法學家就刻意將語言男性化，他們給女性化的名詞定罪，編造了『陽盛於陰』等語法規則。」⋯⋯舉例，就以十五世紀時早已存在的『女作者』（autrice）一詞來說，法國人普遍認為這是個新名詞，但其實是因為過往彰顯大男人主義的語法學家，為了要支持男作家壟斷文學市場，便刻意抹除了『女作者』一詞。」
 
我們要將話語權還給女性，拒絕用模式化的詞語，來進一步強化對她們的刻板印象。
如果女性缺乏自信，首先要從歷史、社會、家庭、語言及觀念等方面來尋求原因所在。
 
 
❐女性被剝奪的歷史
 
長期以來，女性一直成長並受制於父權制導致的脆弱性中。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她們自信匱乏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原因。它是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來男性統治下的產物。
 
在劃時代的巨著《西方婦女史》中，米歇爾．佩羅（Michelle Perrot）､喬治．杜比（Georges Duby）說明了這一點｡為了不讓時間抹去他們的事蹟，自古以來男性都將自己的英勇事蹟記錄在冊。與之相反，女性卻從未書寫下她們的歷史：作為沉默的母親、隱形的家庭主婦，她們淡出了歷史的大舞台；甚至，在古希臘、古羅馬等偉大文明中，她們都不具備法律身分，而與兒童和罪犯處於同樣的地位。幾個世紀以前，她們甚至未被納入人口普查的範圍。正如佩羅所說：「我突然意識到，從來沒有人關注過女性的歷史，所有學科都對女性感興趣，除了歷史學科。我們對她們一無所知，視他們如無物，除了聖女貞德和先賢祠中的女性，其他女性形象蹤跡難覓。」
 
如果她們從未閱讀過屬於自己同性別的歷史，她們如何對自己有信心？豈不是就如同拿破崙所說：「她們只不過是被轉交給男性，為他們生孩子。她們不就是他們的財產嗎？就如同園丁的果樹？」
 
 
母職之外，沒有救贖

（⋯）幾個世紀以來，女性只能憑藉由婚姻和母性授予的身分而存在。她們所受的教育僅限於整治家庭。這令人想起易卜生的戲劇作品《玩偶之家》中的一個角色娜拉，當她從父親家搬到丈夫家時，丈夫提醒她要銘記自己的神聖職責，「首先妳是一位妻子，一位母親。」後來，娜拉出走了，成為女性解放的標誌。
 
時代在變化著。於1804年通過的《法國民法典》規定，「丈夫必須保護妻子，妻子必須服從」，但從1792年開始，夫妻雙方可以協議離婚；1850年出現女校；1870年，朱爾斯．費里呼籲，要為不同性別的兒童提供普及教育，女性無須經過丈夫同意也能投身職場；然而，直到2006年，婚姻義務中尊重的概念才被提出；到了2014年，「真正的男女平等」才被列入了議程。不可否認的是，自1960年代起，女性解放有很大的進步。1965年的制度改革，女性可以在無丈夫允許的情況下去銀行開戶和工作。兩年後，《紐維特法》開始允許採取避孕措施。隨後，女性解放運動到來；1975年通過的《韋伊法》，允許女性在特定條件下合法墮胎。
 
然而，要實現男女平權，任務還很艱巨。女性被伴侶殺死的案例並未減少（2019年，法國平均每兩天就有一名女性被伴侶殺害）。世界衛生組織指稱，親密關係中的暴力影響著歐洲四分之一的女性。人類學家和性學家菲利普．伯瑞諾特指出，殺害女性是人類社會的一種特有現象：「透過人類學研究，艾希提耶指出了我們都應知曉的一種現實：兩個性別之間施加暴力，為人類社會的特殊景觀。人類是唯一一種雄性會殺死雌性的物種。」雖然動物世界裡也存有暴力殺害的現象，但絕不是這種兩性之間的暴力虐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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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男性在權力制衡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們如何恰當地、自信地獲取平等的權力？
 
不敢要求加薪、不敢提出性要求，甚至不敢在一群男人中大聲說話，這一切都是沉重歷史遺留的一部分。在女性的集體想像力中，充滿對「公開要求」這一行為的懷疑，她們更不敢相信自己值得獲得成功享受完滿的喜悅。
 
#MeToo運動打開了閘門，在這樣的推動下，女性變得更加自信。終於，她們敢於開口訴說自己遭受的滿懷屈辱、憤怒過往——被性騷擾的經歷。在一個將溫柔與順從的標籤貼滿女性形象的社會裡，多年以來埋藏在女性幽暗的內心深處的一系列故事，終於被大眾所看見。


《總覺得自己沒那麼好：一位實習醫師的冒牌者症候群實錄》，究竟出版
 
 
被剝奪的自信

歷史學家暨女性史專家克里斯蒂娜．巴德（Christine Bard）質疑「女性缺乏自信」的說法沒有事實依據。「這種說法豈不是會給女性帶來負罪感？」這種說法不僅讓女性遭受歧視，還暗含「如果妳更自信，更有魄力，就不會有這些問題了」。這種說法當然不對，它只會讓女性感到更深的負罪感。
 
在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關係中，被支配者的權力、能力、創造性和自由都被剝奪，而且是因為遭受壓迫而缺乏自信。作為被支配者，女性的自信就如此被剝奪了。但是，女性的歷史不僅僅是被主宰的歷史，她們更創造了輝煌的反抗史——她們挑戰著約定俗成的法則，創造了接連不斷的奇蹟，凝聚起集體抵抗的力量。這些給人以鼓舞的女性在各個領域發出了有利的呼聲：在任何領域，平等都有可能實現。

 
女性與話語的關係

作為一位奉行女權主義的大學教授，在課堂上和學生互動的過程中，克里斯蒂娜．巴德沮喪地觀察到一件事：男學生總是比女學生更積極參與課堂上的互動。男學生更頻繁發言，發言時間也往往更長，即使在性別史課程上也不例外。
 
對於這種情況，應該如何做出恰當的反應呢？如果我們直接點名女生來提問，可能會導致雙方陷入僵局。這更是需要小心意義避免的情況，因為這麼做可能會讓她們感到備受侮辱，進一步導致她們自信不足。根據市政廳的說法，法國數年前就已經實現男女同等對待了。我們將此視為兩性完全平等的事實來歡慶。這並沒有錯，但當我們測算發言時間後就會發現，男性的發言次數是女性的兩倍，發言時間也是女性的兩倍。也就是說，無論從發言次數或時間上來看，男性都牢牢掌控四分之三的話語權。這說明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我們仍不斷塑造著兩性不平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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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2001年至2018年這段時間共七十萬小時的節目，法國國立視聽研究院進行一項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女性在媒體上發言的時間是男性的一半。有50%於企業工作的女性認為，在職場上除了性騷擾、男女薪酬等不平等現象之外，她們在發言時被打斷是性別歧視最嚴重的現象。「英語系國家將此命名為『男式打斷』（manterrupting），及男性打斷女性的發言，這種行為常在會議或公開場合出現。」
 
如今，女性在公共場合和媒體的發言空間仍然很狹窄，儘管數據似乎顯示了「樂觀」的徵兆：女性在國有視聽頻道的發言時間增加了7%。
 

改變社會，爭取女性賦權

每一位女性都應該對自己進行這樣的心理工作：分析、理解男性的支配如何對她們產生影響。但要讓女性重獲自信，在社會站穩腳步，僅靠自我分析遠遠不夠。雖然許多個人音色可以發揮積極作用，但克里斯蒂娜．巴德認為，99%的作用，都歸於社會集體的努力，要改變的是我們身處的社會，也是工作條件和教育方式。在社會中，不應只有少數的女性擔任關鍵的職位，而絕大多數的女性只能接受較低的職位及薪水。例如，有許多女性從事衛生、教育或社會工作等報酬較低的工作，雖然這些工作的較低報酬不合理。
 
我們需要改變道德範式、家庭教育、生活方式、說話模式以及著裝方式，這些深刻的文化變革並不僅僅與女性相關。女性賦權天平的另一端是男性特權的相對減少。但在#MeToo運動中，我們很少聽到男性發表對性暴力的看法。身為一個歷史學家，學術研究令我越來越有行動意識，令我察覺到我們身處的社會在某些方面發展停滯，意識到我們被男權統治的歷史蒙蔽的程度⋯⋯甚至，我們無法想像另一個更好的世界。前路漫漫，我們要做的工作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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