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总是认为自己不够好的你：别让冒牌者症候群影响你的人生

这本书有助你：

◎了解自己缺乏自信的类型及原因
◎解放自己，不再活在别人的目光及期待中
◎学会爱自己，你值得身心平衡的自己
◎让弱点成为驱动力，将优点成为最佳助力
◎勇於成为更好的自己，不论是在婚姻、人际或职场
◎以自信养育女儿，以正向价值看待自己和身边的人


「冒牌者症候群」一词的诞生

根据统计，女性比男性更会感到焦虑，也比较担心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因此更容易担忧与沮丧，而这可能使她们更加缺乏自信，并且感觉自己像个冒牌者。

这种觉得自己不适任的感觉，会扩大至可能更因缺乏自信所苦的那些少数人。无论是性向、性别或是种族，这些差异会滋养并且加重冒牌者的感觉。

1970年代之际，当这种苦恼还未因定名而具体化之前，两位临床精神科医师宝琳娜罗斯．克兰斯（Pauline Rose Clance）与苏珊娜．因莫斯（Suzanne Imes）发明了「冒牌者症候群」（Imposter syndrome）这个名词，并使之广为周知：

某一天，当克兰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上课时，发现她的学生正面临的一种感受，也正是她学生时代面临的怀疑与冒牌者的感受。她说：「我注意到，我的学生对於自己的能力充满怀疑，而且对於成功也相当焦虑。例如，她们会说：『我很怕自己这一次考试搞砸了。』可是，当我问起这件事时，却发现她们从来没有考坏过，而且事实上，她们的成绩还很优秀，其中一个女学生这麽说：『我觉得自己在这群聪明的学生当中就像个冒牌货。』」


《冒牌者症候群》，商周出版


女性缺乏自信的根源

语言定义了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男性最初就是透过垄断话语权而得到主导权。

英国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在《女性与权力：一份宣言》一书中探寻过去，研究视角追溯到了古代，进而解释权力如何被男性所构想，并且为男性效劳。过往，没有发言权的女性只能保持沉默。为了阐述自己的理论，玛丽．比尔德描述了在古希腊史诗作品《奥德赛》中，特拉马库斯暗示他的母亲保持沉默的时刻，他说：「母亲，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去，纺纱织布才是你分内之事，讲话是男人的事情。」他的母亲潘妮洛碧顺从了。要了解某些想法如何在我们心中变得根深柢固，追溯遥远的历史有很大的帮助。我们需要颠覆各种陈词滥调、思维定式以及古旧想法，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获得力量和信心。而语言无疑是第一种工具，是我们能掌握的第一种力量。

在语法领域，男性的主导地位也有机可循。法国语言学家艾莉安．维侬（Eliane Viennot）解释，阳性名词并不总是比阴性名词更占上风：「法语一开始是很平等的，但自十七世纪以来，语法学家就刻意将语言男性化，他们给女性化的名词定罪，编造了『阳盛於阴』等语法规则。」举例，就以十五世纪时早已存在的『女作者』（autrice）一词来说，法国人普遍认为这是个新名词，但其实是因为过往彰显大男人主义的语法学家，为了要支持男作家垄断文学市场，便刻意抹除了『女作者』一词。」

我们要将话语权还给女性，拒绝用模式化的词语，来进一步强化对她们的刻板印象。
如果女性缺乏自信，首先要从历史、社会、家庭、语言及观念等方面来寻求原因所在。


女性被剥夺的历史

长期以来，女性一直成长并受制於父权制导致的脆弱性中。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她们自信匮乏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原因。它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男性统治下的产物。

在划时代的巨着《西方妇女史》中，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乔治．杜比（Georges Duby）说明了这一点为了不让时间抹去他们的事蹟，自古以来男性都将自己的英勇事蹟记录在册。与之相反，女性却从未书写下她们的历史：作为沉默的母亲、隐形的家庭主妇，她们淡出了历史的大舞台；甚至，在古希腊、古罗马等伟大文明中，她们都不具备法律身分，而与儿童和罪犯处於同样的地位。几个世纪以前，她们甚至未被纳入人口普查的范围。正如佩罗所说：「我突然意识到，从来没有人关注过女性的历史，所有学科都对女性感兴趣，除了历史学科。我们对她们一无所知，视他们如无物，除了圣女贞德和先贤祠中的女性，其他女性形象踪迹难觅。」

如果她们从未阅读过属於自己同性别的历史，她们如何对自己有信心？岂不是就如同拿破仑所说：「她们只不过是被转交给男性，为他们生孩子。她们不就是他们的财产吗？就如同园丁的果树？」


母职之外，没有救赎

（）几个世纪以来，女性只能凭藉由婚姻和母性授予的身分而存在。她们所受的教育仅限於整治家庭。这令人想起易卜生的戏剧作品《玩偶之家》中的一个角色娜拉，当她从父亲家搬到丈夫家时，丈夫提醒她要铭记自己的神圣职责，「首先你是一位妻子，一位母亲。」後来，娜拉出走了，成为女性解放的标志。

时代在变化着。於1804年通过的《法国民法典》规定，「丈夫必须保护妻子，妻子必须服从」，但从1792年开始，夫妻双方可以协议离婚；1850年出现女校；1870年，朱尔斯．费里呼吁，要为不同性别的儿童提供普及教育，女性无须经过丈夫同意也能投身职场；然而，直到2006年，婚姻义务中尊重的概念才被提出；到了2014年，「真正的男女平等」才被列入了议程。不可否认的是，自1960年代起，女性解放有很大的进步。1965年的制度改革，女性可以在无丈夫允许的情况下去银行开户和工作。两年後，《纽维特法》开始允许采取避孕措施。随後，女性解放运动到来；1975年通过的《韦伊法》，允许女性在特定条件下合法堕胎。

然而，要实现男女平权，任务还很艰巨。女性被伴侣杀死的案例并未减少（2019年，法国平均每两天就有一名女性被伴侣杀害）。世界卫生组织指称，亲密关系中的暴力影响着欧洲四分之一的女性。人类学家和性学家菲利普．伯瑞诺特指出，杀害女性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有现象：「透过人类学研究，艾希提耶指出了我们都应知晓的一种现实：两个性别之间施加暴力，为人类社会的特殊景观。人类是唯一一种雄性会杀死雌性的物种。」虽然动物世界里也存有暴力杀害的现象，但绝不是这种两性之间的暴力虐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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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男性在权力制衡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如何恰当地、自信地获取平等的权力？

不敢要求加薪、不敢提出性要求，甚至不敢在一群男人中大声说话，这一切都是沉重历史遗留的一部分。在女性的集体想像力中，充满对「公开要求」这一行为的怀疑，她们更不敢相信自己值得获得成功享受完满的喜悦。

#MeToo运动打开了闸门，在这样的推动下，女性变得更加自信。终於，她们敢於开口诉说自己遭受的满怀屈辱、愤怒过往——被性骚扰的经历。在一个将温柔与顺从的标签贴满女性形象的社会里，多年以来埋藏在女性幽暗的内心深处的一系列故事，终於被大众所看见。


《总觉得自己没那麽好：一位实习医师的冒牌者症候群实录》，究竟出版


被剥夺的自信

历史学家暨女性史专家克里斯蒂娜．巴德（Christine Bard）质疑「女性缺乏自信」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这种说法岂不是会给女性带来负罪感？」这种说法不仅让女性遭受歧视，还暗含「如果你更自信，更有魄力，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这种说法当然不对，它只会让女性感到更深的负罪感。

在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关系中，被支配者的权力、能力、创造性和自由都被剥夺，而且是因为遭受压迫而缺乏自信。作为被支配者，女性的自信就如此被剥夺了。但是，女性的历史不仅仅是被主宰的历史，她们更创造了辉煌的反抗史——她们挑战着约定俗成的法则，创造了接连不断的奇蹟，凝聚起集体抵抗的力量。这些给人以鼓舞的女性在各个领域发出了有利的呼声：在任何领域，平等都有可能实现。


女性与话语的关系

作为一位奉行女权主义的大学教授，在课堂上和学生互动的过程中，克里斯蒂娜．巴德沮丧地观察到一件事：男学生总是比女学生更积极参与课堂上的互动。男学生更频繁发言，发言时间也往往更长，即使在性别史课程上也不例外。

对於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做出恰当的反应呢？如果我们直接点名女生来提问，可能会导致双方陷入僵局。这更是需要小心意义避免的情况，因为这麽做可能会让她们感到备受侮辱，进一步导致她们自信不足。根据市政厅的说法，法国数年前就已经实现男女同等对待了。我们将此视为两性完全平等的事实来欢庆。这并没有错，但当我们测算发言时间後就会发现，男性的发言次数是女性的两倍，发言时间也是女性的两倍。也就是说，无论从发言次数或时间上来看，男性都牢牢掌控四分之三的话语权。这说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仍不断塑造着两性不平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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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2001年至2018年这段时间共七十万小时的节目，法国国立视听研究院进行一项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女性在媒体上发言的时间是男性的一半。有50%於企业工作的女性认为，在职场上除了性骚扰、男女薪酬等不平等现象之外，她们在发言时被打断是性别歧视最严重的现象。「英语系国家将此命名为『男式打断』（manterrupting），及男性打断女性的发言，这种行为常在会议或公开场合出现。」

如今，女性在公共场合和媒体的发言空间仍然很狭窄，尽管数据似乎显示了「乐观」的徵兆：女性在国有视听频道的发言时间增加了7%。


改变社会，争取女性赋权

每一位女性都应该对自己进行这样的心理工作：分析、理解男性的支配如何对她们产生影响。但要让女性重获自信，在社会站稳脚步，仅靠自我分析远远不够。虽然许多个人音色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但克里斯蒂娜．巴德认为，99%的作用，都归於社会集体的努力，要改变的是我们身处的社会，也是工作条件和教育方式。在社会中，不应只有少数的女性担任关键的职位，而绝大多数的女性只能接受较低的职位及薪水。例如，有许多女性从事卫生、教育或社会工作等报酬较低的工作，虽然这些工作的较低报酬不合理。

我们需要改变道德范式、家庭教育、生活方式、说话模式以及着装方式，这些深刻的文化变革并不仅仅与女性相关。女性赋权天平的另一端是男性特权的相对减少。但在#MeToo运动中，我们很少听到男性发表对性暴力的看法。身为一个历史学家，学术研究令我越来越有行动意识，令我察觉到我们身处的社会在某些方面发展停滞，意识到我们被男权统治的历史蒙蔽的程度甚至，我们无法想像另一个更好的世界。前路漫漫，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