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专栏 2021年4月21日

为钱哭，为钱笑，也为钱要死要活：那些韩国人不想让你知道的事

撰文吳昌翼（오창익，韓國人權運動者）

从小说《熔炉》、《82年生的金智英》、《黄柠檬》，电影《寄生上流》或韩剧《信号》、《秘密森林》、《文森佐》，我们看到韩国光鲜亮丽的背後，根深柢固的社会问题难以撼动：政商勾结、检警争权，阶级、性别、外貌歧视无所不在，充满不公不义与虚伪荒谬。

强悍、团结、席卷全球的韩流当我们谈论「韩国人」，我们看到了什麽？

韩国人权运动者吴昌翼（）以《韩国人不想让你知道的事》（ !）一书，揭开65个韩国特有的潜规则，带我们看韩国社会的形形色色。

｛本文内容摘录自《韩国人不想让你知道的事》，由撰文者及马可孛罗文化提供，非经授权请勿转载｝

▌从摇篮到坟墓都要靠装钱的信封袋

人从出生到死为止，都会为人生中的每个关键时刻准备一些活动来回味，如出生、割礼、加入宗教、成人式、结婚典礼及葬礼等等。韩国人在这些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些人生的重要瞬间，总是不忘拿出装钱的信封袋。

为了庆祝孩子出生到平安长大，大人会为孩子举办百日宴或周岁宴，家庭成员或宾客会自然地拿出一包装钱的信封袋，虽然有些人会送周岁戒指或衣服等礼物，但最普遍的贺礼还是金钱。在信封写上自己的名字，再把钱放进去交给对方，也是能省却挑选适当礼物的烦恼与辛劳的简便方式。

当孩子长大上学的时候，信封又再度登场。刚入学时，为了请老师好好照顾自己的孩子而前去打招呼，最容易想到的也是钱。没有人会说这笔钱是为了让老师制作教材或研究使用的，因为不管这笔钱用在哪，所蕴含的意义明显就是「请好好照顾我家孩子」。

结婚时也会收下装钱的信封袋，人死了要上黄泉路，当然也少不了装钱的信封袋，还有人把装钱的信封袋放进棺材里，让亡者在黄泉路上花用，正可谓「从摇篮到坟墓都要靠装钱的信封袋」。会计项目里有一个项就叫做「婚丧喜庆」，而「业务促进费」与「办公费」等项目，也都是指装在信封里的那些钱。这些在韩国都是再自然不过的风景。

韩国与其他国家不同，韩国人每逢这些时刻就会相互赠与装钱的信封袋，这是由於社会安全网不发达，认识的人之间会帮助彼此的生活，蕴含着相互帮忙的意义。此外，对於那些经济状况不宽裕，但为了顾及面子得和别人一样办理婚丧喜庆的人来说，装钱的信封袋也是一种关照。但最大的理由是和直接选礼物送对方不同，给钱就不必烦恼要送什麽了；我们假设收钱的对方会自己去买需要的东西，最後得到的效果，就和挑选令对方满意的礼物相等。

当然，这个装钱的信封袋其实隐含自己愿与他人同甘共苦之意，但这似乎比不上亲自为对方挑选他们需要且喜欢的礼物时的一片心意。或许也可以说，「装钱的信封袋」难以承载我们完整的心意。

便利性似乎也包含我们互相照顾，一如做生意般的你来我往。一年写不到一封信的人，有时却会带着信封，当然就是把钱装进信封袋里参加婚丧喜庆活动的时候。面对人生迎来重要时刻的亲朋好友，我们不知道是只能给装钱的信封袋，还是表达心意的方法只有送钱这一招。不晓得我们为什麽会如此缺乏想像力，又为何会让他人仅仅靠着装有几分钱的信封袋评断我们的心意，而我们竟然也自然地看待这种事。

参与许多社会活动并且有能力照顾他人的那些人，他们所给的并不是贿赂，而是你来我往地送红白包作为礼物，也有能力充分办好婚丧喜庆活动。但对於比较贫困或无法与周遭的人建立广泛连结网络的人来说，这种红包文化有时候让人颇伤脑筋。

外国人看到我们应该在该场合拿出有诚意的礼物时，却只拿出红包，自然会认为对韩国人而言，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钱」，但我们也无法完全否定这句话。韩国青少年在决定未来职业时，最重视的两个基准就是「钱」和「成就感」，而大学生则认为「钱」和「职业能力倾向」最重要，无论从事什麽工作，最重要的基准就是「钱」。家庭夫妻之间的对话最常出现的主题也是钱。我们为钱哭，为钱笑，也为钱要死要活。

在几乎找不到钱买不到的东西、所有一切都能够用钱换到的时代，人没有钱是很难撑下去的，就算自己什麽都不做，到处也充满让人花钱的诱惑。这并不仅是因为受到广告诱惑而造成的消费，光是维持基本生活所需，钱就已经是必要的了。在公共性与连带性原理没有扎根的韩国社会，钱比任何东西都还重要，它不是一种手段，而是目的，它是生活的重心，也是信仰。

然而这实在太令人感伤了，把自己对喜爱的人和朋友的那份心意，用一只装钱的信封袋来解决的模样，除了收钱给钱之外，什麽都不去想，也许我们这种什麽东西都不去想的内心，才是最可悲的贫困。

▌「做善事」与「感谢之心」，仅以钱作为媒介

原题〈喜欢留下名字的人们〉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韩国人正如同这句话，特别地喜欢留下自己的姓名。

我虽然曾有多次机会可以前往金刚山，包括别人对我的劝诱邀约（特别是免费招待我去的），但至今我连一次也没去过，因为我不想看到以金日成父子姓名为题的金刚山。虽然金日成父子对此引以为傲也说不定，但我对於他们把「朝鲜五千年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者，侍奉金日成领袖的光荣」诸此之类的话，大大地刻在岩石上的勇气，感到无比的恶心与厌恶，此外，这已经不只是会令人感到尴尬的程度而已，我对於那种将文字大大地刻在山上的想法，也就是那种暴力性，感到非常地厌恶。所以就算是免费招待我去金刚山，我也不想花费珍贵的时间，跑到大老远的地方去承受这种伤害。

但若是按照我的想法更进一步思考，实际上我在韩国也无处可去，因为不只是北韩，南韩的情况也大同小异。登山者留下自己姓名三字，与北韩的刻字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权力的大小与刻字的大小成正比而已，但手段都是同样粗糙。为什麽要在非私人独有、众人要一同欣赏的岩石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呢？

随着独裁者的退位，大岩石或是建筑物上的匾额等处，被人随意题字的情况即便明显减少，各地的大岩石仍随处可见刻字的痕迹。金刚山上的字迹勉强算是大自然环境在当地被破坏，可是南韩的状况不知道是否因为生活富裕、技术发达，大部分的「破坏」已非自然状态，而是人工雕琢後再运送到某地摆放。

通常只要有路的地方就能看到写着「正直地生活吧」的丑陋字体，不晓得写上这句话想要表达的到底是什麽意思。这些大部分收入都仰赖政府补助的官方团体，在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活动上把巨大的岩石竖立在醒目之处，岩石上刻着团体名称，这种做法除了宣传团体的存在之外，我还真不知道有什麽意义。

虽然不知道怎麽样的生活才算是「正直地生活」，但打起精神过活的人看到竖立在大街上的岩石，以及上面的口号，也不可能马上因此下定决心正直地生活，竖立在路边「正直地生活吧」的口号，只会引发「你们才要活得正直一点吧」的反驳而已。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就像是黑道电影常出现黑帮分子的纹身写着「善良地活着吧」般荒谬可笑。

每当参加各种聚会时会出现的签名簿也是如此，婚礼、葬礼等红白事就不用说了，一些「募款餐会」或同学会等聚会时，总会在入口处等人，虽然只是写上自己名字的三个字，但由於具有登记出席名册的功用在，对主办单位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我还真不晓得为什麽非得要把我去过的证据，以签名三字来表示，特别是那些用汉字草写出来的字，连要读出来都很难。

每逢红白事就会出现的花环也是一样的状况，藉花环表达自己与送花环的这位、那位等可是莫逆之交，而花环的功用却只有这麽一次，而且还是这样一次就结束了。葬礼上的花环至少还能撑个三天左右，婚礼上的花则是一小时就够了，还有许多人会当场交给花卉业者进行重复利用。

花环的用处不在於花，而是致赠者姓名，光从姓名就可以知道那是家境不错者的红白事。有时候来了太多花环，就会只把花环上写着名字的丝带摘下贴起来，花环则放在原处。花店老板去送花环的时候，光展示一个花环就能赚到一、二十万元。该丢的东西留下来，该留下来的东西却把它丢掉，有些人甚至为了体面，或是炫耀，自己花钱盗用他人名字摆设花环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这种情况还真让人郁闷。

想留下自己姓名三字的欲望，终於让作为学问殿堂的大学产生了新的变化。最初是把捐钱的企业名挂在建筑物名称上，现在连捐钱的个人也能够冠名。高丽大学里有李明博休息室，李鹤洙（前三星集团副会长）教室，姜信浩（东亚制药会长）；圣公会大学有以观看过多暴力电影而闻名的金升渊（韩华集团会长）为名的升渊馆，而且这些都是还活得好好的人。向往和平与人权的圣公会大学里，没有以申荣福客座教授来命名的荣福馆，或以金成洙主教来命名的成洙馆，却有升渊馆，这个事实着实令人感到苦涩，因为这代表学校并不以学术功绩或值得为人效法的人品为标准，而是以金钱作为标准。

他们捐钱给母校或与其有关系的学校来「做善事」，而学校则为聊表谢意而带着「感谢之心」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然而「做善事」与「感谢之心」却仅以钱来作为媒介，实在令人悲伤。除此之外，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年纪轻轻的学生随意地叫出老前辈的名字，应该也不是什麽好事。

「喂，这次在哪里上课啊？」
「嗯，在李鹤洙。」
「不是啦，是在姜信浩。」
「我知道了，先去李明博一趟再过去。」
「李明博又湿又冷，我们不能直接过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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