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知識的不正義:《花漾女子》如何拆解社會對女性的惡意
撰文 釀電影:專為影癡而生的媒體(黃彥瑄)☞《花漾女子》為艾莫芮德・芬諾(Emerald Fennell)首次編導的劇情長片,電影以輕鬆的喜劇風格包裝一則塵封已久的暗黑罪行。導演艾莫芮德・芬諾在介紹這部作品時表示,她希望觀眾「在開懷大笑的同時,也會為自己的笑聲產生罪惡感」。在這部雜揉了愧疚感與歡鬧情緒的電影裡,究竟講述了什麼樣的故事?
▲花樣女子promising young woman_電影劇照
片中,曾被大家認為很有前途的女主角凱西,因為過去發生的一場神秘事件,使其仍陷入當時的陰影中。她並沒有如他人所預期那般,走上順遂的人生,直到三十歲仍與父母同居,平日在咖啡廳裡做著兼職工作。每當夜晚來臨時,她便會換上一身性感的戰袍,到酒吧假裝成酒醉的女子,等待著意圖不軌的男子前來搭訕。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釀電影(原標題:☞論知識的不正義:《花漾女子》如何拆解社會對女性的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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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樣女子promising young woman_電影劇照
「那女孩害自己陷入危險」:便於加害者的社會結構
「那女孩害自己陷入危險。這年紀應該學會自保才對。」
電影一開頭,凱西醉倒在座位上,酒吧裡的男人們在一旁竊竊私語,意味深長地說道:「那女孩害自己陷入危險」。對於性侵者而言,這個世界實在是太過方便,因為即使罪行發生了,每個人都會幫助他檢討被害者。這是一個再熟悉不過的情景,彷彿在每個深夜裡都會上演的相同戲碼:喝到不省人事的女人、「撿屍」的男人,男人先是會上前假意關心,接著便連哄帶騙地將女人帶回自己的住處⋯⋯,即使不繼續敘述下去,觀眾都心知肚明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在面對酒醉性侵的段落中,片中設計了一個反套路的情節:當凱西被帶回陌生男人的住處後,男人準備強行侵害她,這時凱西卻正經地從床上坐起,嚴肅地說:「我問你在幹嘛?」在這個情節中,它翻轉了獵人與獵物之間的關係,看似是被男人們所覬覦著的獵物,實際上卻是掌控全局的獵人。
▲花樣女子promising young woman_電影劇照
作為一位「好男人」:性侵犯的自我辯駁
「每個禮拜,我都會到夜店。假裝我喝茫了站不起來。每個禮拜,都有個『好男人』會過來確認我是否OK。」
電影中除了呈現「狩獵男性」的復仇女人形象外,也展現了在社會上被認肯為「好男人」(nice guy)的多重樣貌。他會是在女人喝醉時,貼心地上前詢問是否需要幫忙的好人。雖然聲稱要將對方護送回家,實際上卻言行不一致地將女人送回自己住處。千篇一律的是,當這些人的意圖被發現後,他們都會辯稱自己是個「好男人」。整體社會也默許他披著羊皮的善意──將陌生女人帶回家,是因為擔心她的安危;強上陌生女人,是認為自己與對方都有感覺。
電影中呈現的另外一種好男人,是會在約會時尊重女性的身體界線,對待女友時用情專一,甚至擁抱被主流社會貶低的女孩流行文化──聽到芭黎絲・希爾頓(Paris Hilton)的歌曲時會一同高歌。這種好男人也會是在婚前結婚派對上,拒絕脫衣舞女郎的誘惑,維護著與未婚妻間的信任關係。但他們可能在年輕時犯了「一點過錯」──在大學派對上強迫喝醉的女孩發生性關係,又或是在犯罪現場中進行錄影取樂。這些好男人的出現,也警告了女性在這社會上所需承擔的隱性風險:他可能會是你枕邊最親密的好友,同時也會是犯罪者(共犯)。
▲花樣女子promising young woman_電影劇照
被集體漠視的受害者:知識不正義所造成的傷害
導演艾莫芮德・芬諾認為,在這部電影中,並未出現真正的壞人。真正應該被批判的應是長久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文化結構。米蘭達.弗里克(Miranda Fricker)在《知識不正義》(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一書中,將知識不正義分為兩者:第一是「證言不正義」(testimonial injustice)、第二是「詮釋不正義」(hermeneutical injustice)。
首先就「證言不正義」的概念來說,聽者會因為考量到認知者的身份,而降低他話語的可信度。在哈波.李(Harper Lee)所著的《梅岡城故事》(To Kill a Mockingbird)中,黑人青年湯姆被誣指性侵白人女孩,而評審團基於對種族的偏見,最終判決湯姆有罪。
▲花樣女子promising young woman_電影劇照
片中酒醉女孩的證言,同樣被視為是不可信的。負責處理性侵案件的律師坦言,只要在這些女孩的社交帳號上,找到一張在派對狂歡的照片,基本上就沒有人會相信她。於此,遭受到侵害的女人,若是想要他人採信於她,就必須當個完美的受害人。她必須沒有酒醉的歷史,不參加派對,同時還要衣著保守,不能引起他人的遐想。即使這項性侵案件曾通報給學校主管,院長卻坦言,每年這種案件多到不可勝數,而她不能讓這些事件影響到「年輕人的未來」。諷刺的是,這裡所指的「未來」,指的是「性侵者(男性)」的未來,「受害者(女性)」本身是沒有未來的。
第二種知識不正義,則為「詮釋不正義」,意指在現有知識體系的缺漏下,使得認知者難以言說自己所遭遇到的經驗。而當他嘗試要表述自己的遭遇時,也會因集體詮釋資源上的差距,使他人無法理解自己的處境。比方來說,在「性騷擾」的概念還未被提出時,社會缺乏理解發生在受害者身上的事,而受害者本身也難以解釋自己的遭遇。在片中,當凱西一一拜訪曾參與過事件的人物時,多數人卻不把此當一回事。當集體社會漠視受害者的經歷時,她所受到的傷害是被大眾所忽視的。
▲花樣女子promising young woman_電影劇照
☞《花漾女子》為一部別出心裁的女性復仇記,不同於以男性為主體的復仇電影,崇尚以最直接的暴力解決問題,該片透過籌劃一場縝密複雜的計謀來達成主角的目的。導演形容,這部電影會像是你遇到了一位很棒的約會對象,當他邀你到家裡作客時,進門的下一秒,他便會猝不及防地將門反鎖。
艾莫芮德・芬諾透過☞《花漾女子》開啟一場寧靜革命,電影要求觀眾必須要直視罪行,正視那些看似合理的不合理之處。只有當我們正視暴行,才能開始改變現況。最後,米蘭達.弗里克也提醒我們,在對抗知識不正義之時,需具備「反偏見的德行」(anti-prejudicial virtue),透過「反身性」(reflexive)的思考,藉以消解知識體系上的認知偏誤。✦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釀電影(原標題:☞論知識的不正義:《花漾女子》如何拆解社會對女性的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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