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仕渊：文学可能是虚构的，但是它比历史真实

撰文劉怡青

谢仕渊：文学可能是虚构的，但是它比历史真实

撰文、摄影｜刘怡青

从杨逵、赖和到吴浊流的作品，其实都是在反应殖民地治理下社会底层的人。所以我读的台湾文学，都是没有英雄的。

延续诚品生活台南开幕展「写予时间的记持：台湾文学慢板 siá hōo s-kan ê kì-t」，我们邀请四位与这座城市有深刻缘分的台南人——谢铭佑、谢仕渊、林秀珍、台南妹仔ayo——说一段他们被台湾文学找到的故事。

文学，或许曾被掩盖、遗忘，却在某一刻悄悄地来到身边：是少年时读懂叶石涛笔下的压抑，是童年睡前爸爸读念的床边故事，又或是课间选读篇章里，看见社会边缘生命的真实处境。书页里的文字始终安静，却一直流动於人与城市之间，像一条水路，静静地，带来记忆与修复。

在这里，让我们与台南人一起，回到他们阅读台湾文学的源起之处。

今年初甫卸任台南市文化局长职务的谢仕渊，专心回归成大历史系教职与研究者身分。一直以来相当关注运动史和台湾物质文化的他，日常阅读的书籍类型紧密地扣合着他的研究，运动、饮食和物件，从台湾史到世界史研究，也不乏不同类型尝试的历史书写书籍。

不过指向研究室门旁一落玻璃门书柜，里头珍藏大量日文原文棒球漫画，还有好几本前辈留下的手写棒球笔记复印本。漫画是否能作为文学？谢仕渊分析运动漫画里头阐述的竞争机制与身体文化、团队情谊，并以超高传播力影响社会，「是不是这类的书比较少被划定为文学？但我觉得文学的范畴和定义也慢慢在松动，比如说现在流行非虚构写作，很多都有某种程度的历史真实性，那和文学的关系是什麽？」

当越来越多作家也试图在挑战创作的框架，不同文类间界线也逐渐模糊，而开始细究自身受台湾文学启蒙的经验，谢仕渊发现原来这些阅读与自身成长背景、研究主题一切皆有关联。

「我读的台湾文学，都是没有英雄的。」

「把台湾文学当成一种信念或者价值，这件事情一定是到大学之後才发生。」从杨逵、赖和到吴浊流的作品，谢仕渊认为这些文学反映了自己作为台湾史研究者的一种信仰，譬如赖和的〈一杆秤仔〉或者是杨逵的〈送报夫〉，「其实都是在反应殖民地治理下社会底层的人。所以我读的台湾文学，都是没有英雄的。」

所谓没有英雄，就如同叶石涛笔下角色——某个社会底层的人，如何顽强活着，「就不是典型的英雄主义作品。我大概可以这麽说，我对那些所谓的伟人，不管是哪一种价值观下的伟人的书，我几乎没有读过。我也不喜欢那种作品。」这类型的书又比如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无花果》和《台湾连翘》，大学时期的谢仕渊受这些书影响，进而使他厘清并选择成为一位台湾史的研究者。

「我大概可以了解我被什麽吸引，那个吸引背後反映我对社会的想法，或者是台湾历史当中，带给我一种对於某些社群的理解，或是处境的同情。」回想童年，谢仕渊出身於规模不大的中小企业之家，小工厂员工不过三、四十人，「那种生产系统是你要进去工作，不管你是老板的谁，都得做得半死。就是名义上来说你是资方，但是你比劳方还劳方，所以我小时候做非常非常多的工。」这样的身体经验，也使得他对劳动者的处境有很多体会。

「所以我的研究有它的脉络，我关注身体的问题，就是人如何被镶在一个生产系统中，然後慢慢关注到是谁在控制、管理与决定你的身体，以及身体的生产。」谢仕渊前十年关心身体的资本化与国家化的问题，後则一路做了很多身体和运动的研究，「这跟我的劳动经验有一点关系，所以阅读就对这些题材有很深的共鸣。」

即便身为历史学者：「可能文学是虚构的，但是它比历史真实。」

「90年代中期我们对於台湾的历史还在理解，理解的阶段也还停留在这些制度史的面向，比如日本怎麽统治台湾，那你会有个困惑，」谢仕渊接着说明由殖民与制度史延伸出的两种解释，一是藉着批评国民党而赞扬日治时期；另一则是抗日与批评日本的殖民经验，「这两者都有一种共同的缺陷是——那人跑哪里去了？」

身为历史学者，谢仕渊反思学生时期所学的制度史论述，在倾尽全力关注评价殖民者好坏同时，却显然少评价一件事情：「那就是活在这个体制下的人是谁、长什麽样子？」而这正是文学为史学补上的位置，「像我说的那些人的作品，它有某一种真性，如果用我的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可能文学是虚构的，但是它比历史真实。」

延续这样的阅读类型，乡土作家黄春明及陈冠学、至晚近仍关怀农村议题的吴晟，还有出身台南七股，有「工人作家」之称的杨青矗等等，皆於谢仕渊二十多年前学生时期的书单之列。虽自谦对文学未多深入研究，但谢仕渊再谈起自己也十分受陈列的《踌躇之歌》影响；讲述白色恐怖经验的《踌躇之歌》以一般散文忌讳的长句形式书写，「句子都非常非常长，但他以那样的文字能力，就能让人感受与白恐时期对等的压迫感。」

不过若将思考从历史研究暂时抽离，回到「我」的生活自身，谢仕渊则想起硕博时期读杨牧的《疑神》。

「当你接受了这种学院训练，慢慢对於自己增长的学术能力肯定同时，在这个系统当中其实有一种冲突，就是你也接受、从属於这个学术文化。它可能是被框架的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等等，决定你是一个在什麽样位阶的人。」谢仕渊反思的不只是学术系统当中的权力结构，还有自己当时已身为一个成年人，要如何思考自己的「主体性」这件事，「这有两个意义嘛，一个是自己有没有自觉，一个是自觉下你的选择。」

杨牧的《疑神》成作於1993年，由「疑」展开对宗教体系与人类思想的哲学辩证，并扩及社会秩序与权威等多面向探问，对谢仕渊而言，这本书不断提醒他的便是：「要从建立自己的主体性，不轻易服从於单一权威的怀疑态度做起。」阅读这本书时他仅二十多岁，在不同宿舍搬迁移动之间，甚至买了有两三本，即便阅毕仍如护身符般留在身边。

在府城与盐分地带的拥抱中，成为台南人

祖父辈虽为台南北门人，但谢仕渊自小出生、成长於高雄市区，近二十年则因工作成为台南人。在成为台南人的过程中，有两位作家为他劈斩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一是叶石涛，故事里同样没有英雄的小说作品将他领入府城；另一则是郭水潭，将他领回阿公於北门的故乡。

「虽然小时候很常在台南的内海钓鱼，但是你如何在回来台南之後，能够回返到那个盐分地带的土地跟海？」谢仕渊从整面研究相关书书架上，抽出了一本1997年远景出版、羊子乔与陈千武主编的《广阔的海》诗集，并翻到与书名同名的〈广阔的海〉诗篇，「我读到〈广阔的海〉的时候，那些风很大的冬天啊、在海里面钓鱼啊，或者是夏天热得不得了的身体经验，一下子就你会觉得这种地方怎麽会有人活着，但对郭水潭而言，那就是一个温柔的土地、有生命力的地方。」

除了书写《台湾棒球一百年》运动史研究，谢仕渊亦擅写饮食，曾出版过《坐南朝海》与《府城一味》等书。而他对饮食文学最初的关注，是从辛永清《府城的美味时光：台南安闲园的饭桌》开始。

《府城的美味时光：台南安闲园的饭桌》作者辛永清为府城绅士辛西淮之女，搬至日本後则成为知名中华料理家。辛永清笔下的府城是二战前後景况，以大家族餐桌上的料理为核心，写南国街弄与安闲园里充满爱的生活记忆。此书原以日文写就，谢仕渊当时初读即为日文版，其实是为维持自己日文阅读的习惯，却意外刻画出了他内心所向往、视为心灵故乡的那个台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