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执法如山,还是未审先判?《无罪之日》对人性投下不信任票的尖锐诘问
撰文 喬齊安(作家、百萬書評部落客)为何我们并不在乎每一场死刑处决背後的「真相」?
月晕效应,是一个心理学名词,是指人们会根据第一印象,推论他人的整体特质。亦即,我们对他人的认知,往往系基於局限的资讯,以偏概全而来。如果初步印象是好的,那麽这个人通常会被正面的光环围绕,所做的一切都会被赋予正面评价。反之亦然。
人是不理性的,偏见让我们可以很容易恨一个人,或者很容易不恨一个人。在死刑,那就是生与死的差别。
──唐福睿《八尺门的辩护人》(2021)
年初笔者正在阅读《无罪之日》时,关於2000年谢志宏案(又称归仁双屍命案)的最新消息也恰好公布:2019年获释的死囚犯谢志宏共遭关押6,834天,台南高分院判赔3,417万元,创下台湾冤狱史上最高的国家赔偿金纪录。
谢志宏之所以一审判决就遭判死刑,在於他声称第一次做笔录时遭不当刑求而自白认罪,在第三次笔录在律师陪同下才得以说出真相。就连法医监定报告一开始也出错,认定死者的伤口为二人所为,直到六审的法医监定才修正为「刀伤无法判定行凶人数」,摆脱他被认定是共犯的「铁证」。
前七审,谢志宏都遭判死刑,2018年才在监察院监察委员王美玉协助下翻案,最终在隔年的再审後逆转宣判无罪。但这十九年来身陷囹圄虚耗的光阴、罹患精神焦虑、与家人饱受的折磨,自非赔偿金能够弥补的。
台湾在2009年引进两公约後,近年最高法院判决死刑定谳、法务部执行死刑案件的次数逐渐减少,更於2021年首度创下「双挂零」的纪录,也被部分法界人士批评为政府似乎已倾向废死立场。死刑制度存废争论不休,原因便是现今监识调查、司法审判皆无法排除冤狱的可能。只要死刑仍在,就随时会产生冤枉送命的无辜良民。曾身居日本刑事法学界最高权威的团藤重光法官,便因波崎事件自己下达的判死悔恨,晚年转变为提倡「为防止冤罪,只能废除死刑」绝对废死思想的反主流派。
日本犯罪推理小说的社会派作品中,对冤罪与死刑问题常有深入的探讨。并非老掉牙的「遏止犯罪论」,东野圭吾在《空洞的十字架》(2014)便以受害者家属的角度发表死刑之所以必须存在的理由:
「有人认为,可以用终生监禁代替死刑,但这些人完全没有理解遗族的感情。即使判处终生监禁,凶手还活着,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每天吃饭、和别人聊天,也许还有兴趣爱好。光是想像这件事,对遗族来说,就痛苦得想死。所以,在此一再重申,遗族绝对无法从死刑判决中得到任何救赎,对他们来说,凶手的死是理所当然的事。俗话常说,『杀人偿命』,但对遗族来说,凶手的死根本不是『偿还』,只是走出伤痛这条漫漫长路上的某一站而已,而且,即使经过了那一站,也无法看到未来的路,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克服什麽、走向哪里,才能够得到幸福。但如果连这种为数不多的歇脚站也被夺走,遗族到底该怎麽办?废除死刑,就是这麽回事。」
日本的法界也跟台湾一样受过不少批评,如司法流程、媒体环境长年忽视受害者家属的权益与心声,1997年的「酒鬼蔷薇圣斗事件」受害者土师淳一家遭受的巨大伤害便蔚为话题。在一连串检讨後的司法改革,2007年先是修正刑事诉讼法,创设了「被害人参加制度」,终於让被害者本人与遗族不再被排除在法庭之外,拥有与检察官一样陈述意见与质问被告的权利。2009年更正式引入等同陪审团的裁判员制度,令一般市民也得以参与审判,期让判决更贴近民情。
值得留意的是,确如东野所言,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家属几乎都希望行凶者被判处死刑,判死是遗族应得的「权益」。但现实中警检司法就算历经改革,调查与审判过程是否真能一丝不苟、符合程序正义却还是很大的疑问。《空洞的十字架》发表隔年,2015年荣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肯定、并在2018年翻拍为日剧的《无罪之日》,作者早见和真便藉由数个旁观角色的第一人称叙事,缓缓道来一个关於「残酷女性杀人犯的一生」——田中幸乃的生命故事,传达「定罪」这件事背後隐藏的可能性。
那是谈话节目命名为「整形灰姑娘纵火杀人案」的凶恶案件,年轻母亲美香与一岁的双胞胎女儿在公寓被放火烧成焦屍,警方迅速逮捕了24岁的无业女子幸乃。幸存的丈夫敬介证实幸乃是他分手後纠缠不休、会在家门口站岗堵人的前女友。敬介在失火前听到妻子来电求救:「是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在外面!」再加上有公寓四周的目击者证词,让原本吞下安眠药企图自尽的幸乃很快就被锁定。
警方进一步展开调查後,发现了更多间接证据。幸乃曾遭继父虐待,国中时加入不良少年团体,更在未成年时就因强盗及伤害罪被送进儿童福利机构。在她住处搜索到书写对敬介一家恨意与想死的日记。幸乃在案发前三周做了大规模整形手术,更被周刊杂志认为是「掩饰罪行」所做的事先准备,显然是预谋犯案,罪大恶极。
日本社会普遍仍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鼓励整形的价值观。九零年代落网的知名杀人犯福田和子,亦是靠多次整容而成功逃亡15年後才被逮捕归案,这些背景大大影响了世人对幸乃的心证。最具决定性的,是根据战後制定的「永山准则」:通常杀人犯如果「只」杀害一人,就不会判处死刑。幸乃一次烧死了母女三人,依照准则的「人数」来看,死刑可说是板上钉钉。
就在法庭宣判严厉的死刑判决之後,幸乃没有昏倒、没有怨言,反倒是说出「对不起」後,对着旁听席露出了一抹微笑。从未对罪行辩驳,更不提出上诉的她在想什麽?经历了什麽样的人生?她真的是个出生不幸家庭而走上歧途的杀人恶魔?真相,要从死刑判决之後才开始揭晓——
阻止了幸乃母亲堕胎念头的妇产科医生、一同度过童年的义姐阳子、幸乃中学时代的挚友、前男友敬介的好友聪、狱中负责幸乃的女狱警伴随这些叙述者的视点回忆,原先板上钉钉的「真相」逐渐动摇。小说设计非常巧妙,引用法官死刑的判决理由作为章名,再由关系人们的阐述一一打脸回应。第二章「遭到继父严重家暴」是真有其事吗?阳子会告诉读者过去的情境;第四章「无辜的前任交往对象」又是谁在肯定敬介「无辜」呢?无法释怀的聪会带读者看见事实不知不觉间,阅读本书的我们对於「真相」的困惑与愤怒也益发强烈,直至结局的惊愕。
为了回应民意而引进裁判员制度,但现实里,日本原本在世界上高得离谱的99.8%定罪率(只要检察官起诉,法官几乎所有案子都会定罪)也只有略微降低到99.6%,显见日本社会对於犯罪的异常低容忍,光是面对「嫌疑犯」就会戴着有色眼镜检视,无罪推定原则只是理想。即使是被宣判冤罪释放的无辜人等,如足利事件入狱17年的菅家利和,更生後照样受到民间歧视。《无罪之日》里最出色的特点,便在於与其他冤罪推理小说做出的区隔:其他作品通常会集中焦点针砭警方办案、司法制度中的漏洞缺失,但本作的探讨范围大胆地扩散到整个日本社会大众的「全民审判,未审先判」这种无意识却极度残酷的「成见」。
无论是追求收视率与销量乱讲一通也不会被惩罚的新闻媒体;或是对传媒内容照单全收,轻易陷入本文引言中月晕效应,以「她看起来就像那种人!」下结论的市井小民;肆意滥用幸乃善意却将她推入深渊的挚友与男友;甚至是那群组成声援团体、看似要为冤罪发声的年轻律师吧,他们的讨论就算把「田中幸乃」换成其他死刑犯的名字也没差,所有人抢着畅谈改变制度的高见,却根本没有人真心在乎那位女性的死活,人性之自私冷漠尽露无遗。综观全书,其实没有一个角色是对幸乃抱持恶意,刻意陷害,但他们生命中一个卑鄙的决定、袖手旁观的麻木,再加上命运一些不幸的巧合,就逼她走上了无可挽回的绝路。每一个旁观者都是绞刑台上的帮凶,阅毕致郁的战栗感难以挥去。
也因此《无罪之日》结尾那深不见底的灰暗无力,在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的决选会议上引发了热烈争论,最终也击败了同样探索一个不幸女人一生的叶真中显杰作《绝叫》,与月村了卫的《沙漠之花》并列获奖。自由作家武田砂铁下了如此评论:「『因为太过震撼,看完之後躺了整整三天。』这是句强烈的文案,但我不认为这是一本读後会晕倒的小说。这本书真正的影响是我们即使躺了三天,起来後也会完全把事件遗忘的残忍,以及作者试图让我们摆脱这种态度的挑衅。」
本作的这份影响力有多强大?大大突破了原本推理小说迷的阅读同温层,甚至令巨星妻夫木聪直接打电话给作者早见,请他将这本书交给自己,并发挥惊人行动力,联系了《愚行录》(2016)合作的石川庆导演团队提案,顺利将作品搬上电视萤幕演出。前榉坂46偶像长滨祢留亦在去年与早见的对谈中表示,自己高二刚搬到东京展开偶像的工作时,面对许多无法消化的苦恼,便是在阅读《无罪之日》中得到「如何区分真实的自我,与粉丝看到的我」、「网路时代的按赞是否代表人们的同理心?」等启发成长。
早见和真自己则是这样说:「似乎这个社会的潜规则,和每个人抱持的共同想法,是每年都应该要杀死3万人。但这3万人没有自杀,所以社会决定帮他们这麽做。我认为我们正在杀人。我要在每一本小说里写下:请对自己负责,用自己的心去思考和做出选择。」《无罪之日》是作家对於现行死刑制度是否公允的严厉回应,更是对人性投下不信任票的尖锐诘问。不理性的我们必须知道,在拨云见雾的「谢志宏」背後,还有多少清白的血与泪被葬送在黑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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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简介|乔齐安
台湾犯罪作家联会成员,百万书评部落客,日韩剧、电影与足球专栏作家。本业为制作超过百本本土推理、奇幻、爱情等类型小说的出版业编辑,并成功售出相关电影、电视剧、游戏之IP版权。兴趣是文化内涵、社会议题的深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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