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在战争和冲突时期，善良也可能是一种特权」──专访《寂静风暴》作者陈惠珊（Vanessa Chan）

撰文皇冠文化

《寂静风暴》
作者｜陈惠珊 (Vanessa Chan)　出版｜皇冠文化

风暴的开始总是微小，

一张纸条，一杯热茶，一次凝视，一份纯真──

Q1. 您在开头提到本书故事发想，起源於2019年底参与的书写工作坊，想请问是什麽原因驱使您继续完成这个故事？
陈惠珊：我当时正参加一个创意写作硕士班的写作研习营。我的指导老师是一名叫做玛丽—海伦娜．博蒂诺（Marie-Helene Bertino）的小说家。她要全班同学写一则有关一个人重复做某件事的故事，所以我就写了篇关於一个日占时期的马来西亚少女要通过一连串的检查哨回家的短篇故事。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只把那故事当作个写完就算的回家作业，上完课就扔到一旁了，但玛丽给了我张字条，说她在我的故事里看到更多潜力——觉得我像尝试想拼凑出一部长篇小说。她鼓励我继续写。我之前从没打算要写长篇小说，所以感觉还蛮冲击的，但我接受了她的建议。疫情期间，我在纽约完成了《寂静风暴》。那段日子里，我无法回到马来西亚的家人身边。写作过程中，我经历了无比的丧亲之痛，我母亲和伯父都在那段期间过世了。现在，那份写完就算的回家作业成了我小说中的第四章。是一位老师让我动笔写出这本小说，证明了老师和导师的影响有多重要。

Q2. 《寂静风暴》中写到许多关於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殖民马来西亚的情况。想请问您在书写这段历史时，身边是否有可以借镜参考的事蹟？又或者您是如何收集资料，将史料撰写成文学作品呢？
陈惠珊：在马来西亚，我常说我们的祖父母是藉由「不说」来爱我们。被日本占领的那段经历大多都被用「闭口不谈」和「往前看」的方式掩盖了起来。就连我从教科书上读到的事实都很少，我知道日本人很巧妙地骑自行车自北方的泰国入侵，同时英国的大炮却是对着南方的大海，也知道他们在入侵时会投下写着「亚洲人的亚州」的红色宣传单，那既是警告，也是战斗的号召。

尽管如此，作爲我父亲那边的长孙，我跟祖父母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多年来，我从祖母那儿收集到各种有趣但常常也很可怕的轶事，而且她都是用一种就事论事的口气说的。其中有件事是她十二岁的时候，在她骑脚踏车回家的路上，有枚空袭炸弹落在她後方，差个三十秒就会是掉在她脚踏车上。她用一种几乎像是小朋友的开心口气说她的兄弟姊妺没发现她已经回家了，在瓦砾间挖了好几个小时，要找她的残骸，以为她死了。

当我终於开始在二○二○年初写这本书时，没有一间图书馆或档案馆有开放。所以我首先是靠我的记忆还有以前从家人那儿听来的故事来写，那些东西已内化成我一部分，但从未真正付诸纸笔。我在澳洲的叔叔寄了本马来西亚的老照片给我。最後，当我终於能回家时，我有机会在祖母过世前和她核对许多事。我爸爸是个历史爱好者，替我查证了许多细节，像是一九三○和四○年代用的是什麽样的餐具和鞋子。我想呢，一如既往地，我的小说变成了桩家族任务。

Q3.本书分别从赛瑟莉、小枣、亚伯和茉莉四个角度去看待这段历史，也让我们看见不同角色的际遇与变化。请问您为何会决定以这种方式书写，您想透过这四个角色让读者看见什麽样的历史样貌？
陈惠珊：我来自一个吵吵闹闹、爱八卦又很戏剧化的家庭，所有人老是同时开口（我爸有三十九个堂兄弟姊妹！），因为这样，我想我一直都很喜欢多视角的故事，开始常看似各不相干，最後却兜到了一块儿。《寂静风暴》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我有太多故事要说，单一视角感觉会限制故事的广度，无法反映出我说这个故事所需的时间跨度，还有那些角色当时所处的多个地理位置。我也利用多重视角来反映出我笔下的人物是如何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遇见日本殖民者，还有这些不同的关系是如何改变我的角色。

Q4.赛瑟莉是《寂静风暴》中的灵魂人物，您在书中描写许多关於这个角色的情感纠结，以及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想请问您为何会特别从这个女性，又带有丰富情欲的视角切入历史，甚至影响马来西亚被日本殖民的命运呢？
陈惠珊：原因其实很私人。我第一次开始写这本小说时，它本是一个关於三个悲伤的马来亚孩子度过二战末期的故事。这本来也没什麽，历史本就充满悲伤和战争，我们需要这样的空间来写下这些故事，无论它们有多悲惨。但在写作期间，疫情肆虐，我母亲因久病过世。我遭受巨大的伤痛，而且又被困着，无法回到马来西亚。我必须给自己找些快乐，所以我为自己写出了赛瑟莉，一位母亲、一名间谍、一个女人，她必须四处奔走，做出决定（无论是好是坏！），拥有我并不觉得自己拥有的自主权与快乐与决策能力。此外，描写女性的慾望和愤怒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我想要塑造一个全面的角色，她会爱、会恨、决定要采取行动，即便那些事是有瑕疵的。

Q5.《寂静风暴》中的小枣聪明冷静，遇见高桥先生後，两人在互动上也令表面上平静如水的小枣，充满许多内心活动。可否请您描述一下小枣对高桥先生的想法，以及您安排高桥先生的出现用意为何？
陈惠珊：当我和祖母讨论二战时，她总会小心翼翼地说人民和他们的政府是不同的。我祖母在二战期间见证过残酷的暴力，她总说那时日本士兵的暴行是很可怕的，但不是所有在马来西亚的日本人都是残暴的。她自己就和日本客户与同事建立起亲密的友谊，而这份友谊也一直持续到她生命终末。高桥先生是我将这细微的差异引入对日本的描述的一个方法，想反映出我们不能因其政府和历史，就把一整个国家都视为坏蛋。有时候，人是矛盾的，善良的同时却又同流合污；努力不去那麽做，却又努力去那麽做。但有时候，在战争和冲突时期（以小枣为例），善良也可能是一种特权，令人憎恨，又令人混乱。

Q6.亚伯的际遇令人心疼，他亲身经历了残忍的对待，又凭藉着坚忍的意志回家。想请问您在撰写亚伯的故事时，是以什麽样的心境书写？
陈惠珊：亚伯的故事是发生在建造死亡铁路的劳改营中，它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研究，但同时也是最难写的。不像其他故事，关於日占时期的劳改营生活，有许多的报导和描述，因为劳改营里关了许多欧洲战俘。不像书里其他部分必须仰赖我祖母的记忆和口述历史，因为历史对亚洲事件的记载并不如欧洲那样多。我能透过研究来填补亚伯的部分，但研究过程依旧令人心碎，而且残暴。知道我的祖先、我的家人、我认识的人不得不以这种方式生活，遭受这种暴力，我觉得很害怕、很难过。

Q7.虽然本书是以马来西亚（被殖民者）的立场书写，但在您笔下作为殖民者的日本将军藤原茂同样也有多重样貌，并非只是冷血残暴的恶人。他曾对赛瑟莉说：「日本将为你们国家带来一个新未来，一个你连想像都无法想像的未来！」请问您相信藤原勾勒的愿景吗？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个承诺？
陈惠珊：事後来看很简单，我当然不相信啦！我现在知道（历史也已告诉我们）日占时期是个充满暴力、饥饿和酷刑的年代，是历史的一大污点。但重要的是，要明白赛瑟莉，也就是《寂静风暴》中的主角，是一个生活在一九三○年代的女性，一名马来亚的妻子与母亲，只能重复做着她母亲与母亲的母亲之前做过的事。她对自己和家人有更多的期望，却没有一个行为范本告诉她要怎麽替自己做出改变。然後，有人（藤原茂）出现了，向她展示了一个不同的世界，而且理论上，她是可以为了建立这样的世界有所贡献。从这角度来看，她会拥抱这样一个有缺陷的未来，也是有其道理的。

Q8.本书是您首次在台出版的文学作品，可否请您向台湾读者说几句话？
陈惠珊：亲爱的台湾读者，非常荣幸我的作品能与你们见面。我曾多次造访台湾，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你们是个如此友善、美味（食物！），而且善良又美丽的地方。并且，你们同样也能深切体会，另一个国家觉得自己有权左右你们的命运，还不停持续这样的威胁，是什麽样的感觉。希望你会喜欢跟着赛瑟莉、小枣、亚伯和茉莉一同进入他们的世界，也希望你能记住他们的故事。感谢你的阅读！

(文章首图来源：Photo by Joshua Fuller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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