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之死》作者李安如以人类学角度，谈「25淑女墓」的历史真相
撰文 阿潑（文字工作者）《女工之死：後工业时代，一则关於闹鬼和空间记忆的人类学叙事》年中於台湾出版後，李安如便时常听人向她说起灵异经验，有时这些故事会特别透过 Email 的方式，递送到她的眼前，让这位纽约市立大学约翰杰依学院（John Jay College）人类学系教授见人便不断强调：「我很怕鬼，我真的很怕鬼，不要写信给我，跟我说鬼故事！」
但这个怕鬼的学者，探问「女工之死」的原因，却是「神鬼」——2008 年，在中山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李安如，听社会学家唐文慧说起高雄旗津有个「25 淑女墓」迁移改建之事，提到家属会替自己罹难的女儿、姊妹「装金身」时，眼睛为之一亮。
此篇透过李安如的视角，从《女工之死》一书看见「25 淑女墓」过去、现在与未来，给予大众重新了解这段历史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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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之死》探究女性劳工的角色转变
高中六号，1971年。图片来源：叶清良拍摄
25 淑女墓里葬的是 25 位年轻未婚女性，在高雄加工出口区工作的她们，在 1973 年 9 月 3 日搭渡船上班的途中，因渡船翻覆而溺毙。在台湾民间习俗里，未婚女性死亡，牌位不能迎回家（父系祠堂），罹难者父母对女儿的未婚早逝伤心难过，觉得她们辛苦赚钱养家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回馈，还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命运。因此，即使国家将她们合葬，家属仍会担心她们的永世安宁。
但或许得不到安宁的，是这些家属——每当家里有人生病、发生不好的事，或出现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便是他们感知到鬼魂有所要求。最终，25 位死亡女工中有 22 位因托梦或乩童转告，说她们即将成为神明，而得到金身。这也意味着，家属可以透过「装金身」的方式，将女儿（姊妹）迎回家供奉。
「人类学家对这样的事会比较敏感。」李安如解释，在汉人文化体系中，未婚女性死亡，牌位不能够被带回家，即使不愿意信服这样的文化，但如果有一天家里有人莫名其妙生病或出事情，你也会半信半疑，「文化的韧性就在这里。」
原本埋首於台北、高雄捷运研究的李安如，因此探出头，走往一条分岔的研究方向，探讨「後工业时代」女性劳工角色跟其公共叙事的转变。疫情期间，她专心写书，成果最终於 2023 年以《闹鬼的现代性》（Haunted Modernities）为名出版。当此书来到台湾，在编辑的建议下，书名改为《女工之死》，让「女工」的主角地位更为凸显。
但这其实不是李安如第一次面对汉人父系结构下的女性劳工处境，甚至可以说，《女工之死》是她第一本书《以和谐与繁荣之名：台湾经济重组中劳动与性别政治》（In the Name of Harmony and Prosperity: Labor and Gender Politics in Taiwan's Economic Restructuring）的回溯：假如这 25 个加工出口区女工是第一代的话，那麽，她最初田野地（彰化县和美镇）的女工，便是第二代。
《女工之死》延展观察角度，看见女性文化发展脉络
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潘乃德（左）与玛格丽特．米德。图片来源：Openbook 阅读志
1990 年代，在纽约市立大学就读人类学博士班的李安如，为了完成「人类学的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前往台湾的纺织重镇——彰化县和美镇做田野调查。当时产业大量外移，原本光是和美镇的镇平里就包办全球三分之一雨伞的生产量，却在短短 5 年内，有九成以上工厂出走。与此同时，留在台湾的传统工厂，也面临「缺工」的状态。
「工厂使用女工，当然是和台湾的父系结构是有关系的，这个社会把女性放在一个重要却又次等的地位，想说她们反正後来都是要嫁人的，薪水不用给太高，也不需要让她们升迁。」李安如指出，这是父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结合。而她也在田野调查中，看到台湾的女性劳动力如何被融入全球的工厂里面，而全球的工厂又怎样有效地利用汉人的父系家庭制度中的「女儿」，达到最大的资本积累功能。
然而，作为人类学者，透过人类学这个以人为本的学科，李安如更希望在这个田野调查中，看到人对文化结构的抵抗。
李安如是五年级生。从小就想当大学教授的她，目标是成为科幻作家张系国那样，既懂科学又能够写作的人。进了台湾大学农化系後，察觉自己对实验室毫无热情之时，意外阅读到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书，受到人类学「以人为本」的精神感动，便趁着大四课少，选修了人类学系的课，毕业之後，顺利考上台大人类学研究所。
「我第二本读到的人类学着作，就是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文化模式》，现在我教书，从美国人类学家谈起，谈到米德跟潘乃德，都会哽咽，想到人类学给我的养分，还有人类学这学科的人本精神。我总对学生说，we love anthropology（我们都爱人类学）。」李安如戏剧性地喊了这一句，召唤现场几位同为人类学背景的听众共鸣。
访谈过程中，李安如几次提到对「女性」题目有兴趣，但问她原因，又说不上来。当她提到对她产生影响的前两本人类学民族志时，我注意到都是女性人类学家，她则哈哈大笑，说自己没有刻意挑选性别。或许，人生所有的选择都是这种无意之中，包含她自己生长的时代和阶级位置，也为她带来不同的选择和观看视野。
《女工之死》呈现未婚女性的身分认同
图片来源：Openbook 阅读志
生於淡水「镇上」的李安如，国中毕业後「进城」（台北市）读高中，有些从「山上」下来镇上读书的同学却是到工厂当女工。「我们这代很幸运，阶级翻身就是在我们这代，那些住山上的同学虽然家里当时是没钱的，但是有土地，加上她们很努力，不会只停留在原本的阶级，而是『翻上去』了。」
「这个时候，透过加工出口区，台湾的财富已经累积一段时间，出现『黑手变头家』的情形，许多在工厂工作的男性结婚後，开始经营一个小工厂。」李安如到和美做田野的第一个报导人，就是自营小工厂家的女儿。虽然勤勉好学，家里也供得起她升学，但因为「缺工」的窘境，让她不得不留在工厂，填补缺少的劳动力。「她的父母会说，你不帮你哥哥做，你帮谁做？她因为未婚，劳动力就是自己家的。」
在这个报导人的介绍下，李安如後来进了一家纺织工厂做田野，居住在女工宿舍里。有些室友是一贯道信徒，信仰之外，她发现这些女工们追求的是「不婚不育的生活」——透过清修来解开现世的缠绕，也跳脱来世的轮回。
「她们能够可以任性地维持未婚的状态，是因为当时台湾的经济结构，刚好提供她们继续工作的可能性，她们的经济状态足以支援自己的生活，所以做了这种选择。」李安如从这个田野中发现，「未婚女性」在台湾这个文化系统里，是有趣的角色——因为挑战了女性在现实中既有的文化位置，也回应了往生後祭祀的问题。
李安如以一个已婚研究者身分，进入这些女工的生活里，其实是两种阶级的碰撞。原本在都市穿着洋装、个性直率的她，在做田野时则穿着白T恤、卡其裤，一副乖巧的样子，女工们也会嘲笑她：「在我们这边，没有人会穿白色衣服，会弄脏。」
女工们不相信她已婚，因为没有哪个 30 岁的已婚妇女还可以继续读书。她们也会要求看她手相，好了解为什麽她「命这麽好」，当知道李安如父亲是医生後，对这一切恍然大悟。李安如指出，「她们不是用你个人表现来评断你的成就，是根据你的父亲是谁去理解你为什麽现在是这样子。就因为我生在医生家庭，所以我不用做工。」
「这些看起来弱势、没有办法掌握自己人生和前途的女性，其实很有意识地知道自己为什麽在这个位置上，并且在所能容许的一些空间里，尽自己的努力。」李安如说，这里有她们作为一个人的 identity（认同）与尊严。而从第一个田野开始，「未婚女性在父系体系中的能动性」就一直吸引着她，让她深感到这是个值得研究的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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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之死》替鬼魂翻转污名化指控
「廿五淑女之墓」牌坊。图片来源：唐文慧、陈昱名提供
《女工之死》中的 25 位女性也是如此。她们同样活在经济不公平、阶级不公平状态中，但在李安如眼里，这些女工也是有意识地认知到：没有人逼她去加工出口区工作，但如果不去，我们家就是没有饭吃，「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但也是她们的选择。」
「这虽然可以说性别不平等，但我写这本书是想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完整，它不只是个性别故事而已。如果真要谈性别，也必须重新回到既有的情境脉络里看。」李安如举例：这些父母不是不爱自己的女儿，所以才让女儿去加工出口区工作，而是因为加工出口区需要的，是女工。「现实环境让他们做了这样的选择，但如果发生问题，应该怎麽解决？」
这些父母会说因为家里穷，女儿又很孝顺，所以去赚钱，但正是因为如此孝顺的女儿就这样死去了，更让他们心里难过不舍，才会设法让死去的女儿能够「过得好」。「但这群女工已经过世了，所以，她没有办法出面替自己争取什麽的，只能透过活人来讲话。」李安如表示，「鬼魂徘徊不去是慾望尚未实现的表现，其中有生者的愿望，也有逝者的愿望。它是双方的，所以它不是一件坏事。」
李安如在书中以「幽灵政治」作为理论引用。她解释，近年来，社会人文学界时常做「幽灵政治」的研究，来反映这个多战乱、多纷争的时代心理，指向「不正义」。她说，「闹鬼」是一种隐喻，用来反映一种令人不安、遭到隐埋的历史，而闹鬼背後代表的意义，或许是失落或未竟之路的遗憾，因此尝试将自己认为不公平的历史转变成公义，「（这样的谈法）从来就不只是要谈过去，而是为了现在跟未来。」
《女工之死》处理国家、生者与逝者的折冲
图片来源：Openbook 阅读志
而包围着 25 淑女墓迁移改建的论述，便是反映各方观点的「文化商品」——这 25 名女工，先是因为 1967 年高雄港第二港口的扩建工程，让旗津从一个半岛成为「孤岛」，以至於非得搭渡船过海不可，才会因船难溺毙。後又因 1988 年高雄港扩建计画，25 淑女墓用地被徵收，安葬她们的墓地不仅被迫迁到旗津大马路上，在 2008 年甚至以劳工公园的概念改建。
「包含台湾在内，近期很多东亚国家都在侵占墓地，将墓地移作其他用途，让你再也看不到任何跟死亡、鬼魅、超自然、神明有关的事。」李安如称她将着作命名为「闹鬼的现代性」，重点其实落在现代性，「现代性不是只有女权主义说了算，或是国家说了算，可能就是因为鬼魂不同意你的现代性，所以要闹你。但闹鬼不一定是件坏事，只是一个以文化处理事情的方式。」
李安如进一步解释：「闹鬼的现代性」主要在传达台湾社会中生者跟逝者之间的交流，也是生跟死之间的社会性连结，「不管是鬼真的来闹你，还是你觉得鬼来闹你，都是发生在生死之间的社会性连结，在不预期、不正常的情况下断掉，而必须重新去修复这个连结的时候。」
「所有的社会文化都要处理死亡的问题，因为社会秩序跟宇宙的秩序要重新回归到一个原点。」在李安如的观点里，25 淑女墓除了有汉文化体系下性别不正义的问题，也有现代国家对空间运用的想像。将私人空间移为公共使用，进而要求这 20 几个女儿或姊妹死亡的家庭配合迁墓或改建成公园时，就必须要沟通协调。因此，这本书呈现的是国家为了空间治理，和女性主义者要求政府正视女性劳工的贡献，以及家属为了亲人死後安宁三方的角力与折冲。
《女工之死》以相当大的篇幅，处理国家、女性主义者和家属的意见角力，因此，即使是国家公务员也必须透过掷笅作为国家和个人、生与死之间的折冲协调。
《女工之死》直面历史的暴力与苦痛
图片来源：Canva
「人类学者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你相信鬼神吗？」李安如强调，相不相信并不是她需要解决的问题，只要报导人相信这是真的，她就相信报导人的话。「不过，他们也可能是不相信的，还是会（对这种文化解决方式）抱持怀疑，所以即使把女儿的金身带回家，还是不会跟祖先或神明摆在一起，会放在另一个地方。」
李安如进一步解释，「装金身」吸引她这个人类学者之处，在於这些父母找到一个「文化容忍」的方式，为他们的困境提供转圜，解决了他们的问题。不管是将女儿的金身放在家里的另一层楼，或是置放在当地的庙宇，「当代会用理性科学的方式去谈论 25 淑女墓，谈女性劳工的贡献，谈高雄是性别平权的城市，媒体说的都是这样的事。装金身这样的故事，你可能没有听说过，但不代表这件事不存在，台湾民间力量是很强大的。」
对李安如来说，《女工之死》的出版是在 2025 年的今日回望 1970 年代的事情，藉此面对记忆、空间和时间之间的纠葛。「历史跟记忆不只是谈过去，它从来都是为了处理现在的问题、创造它所认知的未来而存在。过去只是一个很好的介面，让我们合理化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李安如表示，这本书如果要拉出重点，她会说是：历史如何变成记忆、记忆如何变成了遗产。遗产可以是空间，但也可以是文化商品，而 25 个淑女墓被改建成劳动女性纪念公园後，如何被介绍、行销，背後会有一套论述，或是政治上，文化上的目的，都是我们可以好好去思考的。
「鬼魂的出现扰乱习以为常的现实，所以终极来说，它形成蕴涵改变潜力的场域。」李安如说，没有人喜欢鬼，所以「闹鬼」的事，一定要解决，才能产生生者跟逝者合力唤醒社会认知历史的集体能力，从而认真面对过去的暴力和苦难。这麽一来，整个社会才可以彻底和过去社会撕裂摩擦告别，共同想像一个未来。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Openbook 阅读志人物》闹鬼吗？试试用人类学来看：专访李安如谈《女工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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