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書房：十餘年書途，為新加坡多元族群留住書架
撰文 蔣亞妮．照片｜城市書房這十餘年來，在書業界遇見美好的人與事，尤其是影響我至極的英培安先生，都讓我深深感受到，經營文化事業猶如跑馬拉松，讀者、寫作人、知識分子等各樣的愛書人共同努力，書店逐漸變成維繫彼此的文化空間。島國是多語社會，城市書房除了本地華文，也有本地英文人文書籍，從而讓讀者理解多元文化，以及背後的事與人的幽微之情。最感動的是，當從書架上看到從一本書衍生出來多語翻譯的版本時，時刻提醒我們要學習理解、包容和同理。——城市書房
陳婉菁出身馬來西亞霹靂州美羅，文學科系畢業後，先進入出版業，再到英培安先生創立、新加坡最具指標性之一的草根書店任職，「離開英先生的『草根』後，我沒有轉行，除了受到他的啟發，也知道如果離開，很難回來。」陳婉菁帶著未竟的出版計畫創辦城市書房。城市書房於她，不只是一間書店，更是出版社，單靠其一都無法實踐她的理想，「過往在出版社工作，看的只是數據與市場回應，但不知道誰在買書、在看書，或者讀者的需求。」開始經營書店後，能知道讀者是誰，也讓她能更有誠意地編輯每本出版品。
人與書店一同成長，陳婉菁說書店本就是一個考驗體力、腦力與做人彈性的地方，她同時回顧道：「我們是一個小書店，人力非常有限，因此要跟不同人合作溝通。」從出版品設計到舉辦活動，也從一開始的沒有頭緒到上軌道。「我覺得最主要的是先把自己的位置放到最低、最小，只要誠心跟人講話，描繪出書店的面貌，自然就會吸引到一群相處得最舒服與自然的人合作。」總說城市書房是小生意的陳婉菁，認為小的好處，在能回到更人本的一種狀態，從人與人的接觸、連結中，得到啟發。
「自己開一家書店、出版社這件事，跟我想像中很不一樣。」
陳婉菁自述，一開始的眼界比較狹小，以為開店就是出版、販售有價值的書本，再做一些活動……人生總不如想像，尤其書店是開放的空間，「一本書出版之後，會遇到不同的讀者，有書店的地方更會遇到不同的人，慢慢形成一個自己的網絡。」眼界也隨著開拓。
與許多移工相同，陳婉菁也是新加坡的「異鄉人」。書店讓她認識到不同背景的人，也更體會到新加坡的在地特色：「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比較接近的地方是多元種族，這裡主要有四大種族，因此城市書房雖然以華文書為主，還是會賣很多英文書，有時候賣英文書甚至變成書店的主要收入。」陳婉菁帶我們回顧新加坡的書店歷史，依然強調，相比鄰近國家，新加坡的本地書店多半還是以華文書店居多，近期雖然減少，比例上，還是比英文書店多。
陳婉菁也説，自己的母語華語與文學專長，依然主導書店定位與選書，但販售英文書與外國文學讓她更能觀察值得翻譯、引進的外文書，比如馬來作家Alfian Sa'at的作品。這幾年，城市書房的出版企畫也開始著手翻譯：「將一部作品翻譯成華文，是我認為在馬來西亞、在新加坡可以做的一件事情，你可以在一家書店與出版社中，找到兩種語文卻來自同一個作家的同一本書，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
回想起幾年前一場Loss Adjustment（中譯《永遠的女兒》）新書發表活動，至今對她依然影響深刻。這本由生活在新加坡多年的紐西蘭人Linda Collins描寫女兒自殺的回憶錄，除了成為讀者間哀悼已故親友的讀物，更提醒她正視心理健康的必要──新加坡與許多已發展的大城市相同，人們活在社會安居樂業、GDP很高的泡泡裡頭，藉由書店走向人群，「對我來說，做一間書店也能讓我的生活不麻木，這跟在辦公室整天與數據相處不一樣，感受很清醒，當然也有它比較痛苦的地方。」
十年經營最辛苦的一段在前幾年疫情，每次遇到難題陳婉菁都會想起英培安先生：「他是我的一個精神領袖，英先生在經營書店時，比我的情況還糟糕，因為那個時代網路沒有這麼活躍。」她從英培安先生身上學會「苦中作樂」，那些人生經歷於她而言，是很難用錢來取代的。
這幾年間，許多城市開始更關注在地書店，在她看來，一間實體書店能否長久經營，除了書店本身，最重要的還是來自官方對閱讀的推廣。她樂見其成：「一間書店，如果能變成一個城市、一個地區的景點，好好辦下去，那裡頭想必存有善念。」
書店與書，在陳婉菁的心中，是種種美與善發生之處，她始終相信實體書店不會消失，永遠會有幾間書店與城市同在。如同陳婉菁總在無意間提及的人與根本：「書店本身的力量，來自它是可以回到人跟人之間相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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