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书房：十余年书途，为新加坡多元族群留住书架
撰文 蔣亞妮．照片｜城市書房这十余年来，在书业界遇见美好的人与事，尤其是影响我至极的英培安先生，都让我深深感受到，经营文化事业犹如跑马拉松，读者、写作人、知识分子等各样的爱书人共同努力，书店逐渐变成维系彼此的文化空间。岛国是多语社会，城市书房除了本地华文，也有本地英文人文书籍，从而让读者理解多元文化，以及背後的事与人的幽微之情。最感动的是，当从书架上看到从一本书衍生出来多语翻译的版本时，时刻提醒我们要学习理解、包容和同理。——城市书房
陈婉菁出身马来西亚霹雳州美罗，文学科系毕业後，先进入出版业，再到英培安先生创立、新加坡最具指标性之一的草根书店任职，「离开英先生的『草根』後，我没有转行，除了受到他的启发，也知道如果离开，很难回来。」陈婉菁带着未竟的出版计画创办城市书房。城市书房於她，不只是一间书店，更是出版社，单靠其一都无法实践她的理想，「过往在出版社工作，看的只是数据与市场回应，但不知道谁在买书、在看书，或者读者的需求。」开始经营书店後，能知道读者是谁，也让她能更有诚意地编辑每本出版品。
人与书店一同成长，陈婉菁说书店本就是一个考验体力、脑力与做人弹性的地方，她同时回顾道：「我们是一个小书店，人力非常有限，因此要跟不同人合作沟通。」从出版品设计到举办活动，也从一开始的没有头绪到上轨道。「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先把自己的位置放到最低、最小，只要诚心跟人讲话，描绘出书店的面貌，自然就会吸引到一群相处得最舒服与自然的人合作。」总说城市书房是小生意的陈婉菁，认为小的好处，在能回到更人本的一种状态，从人与人的接触、连结中，得到启发。
「自己开一家书店、出版社这件事，跟我想像中很不一样。」
陈婉菁自述，一开始的眼界比较狭小，以为开店就是出版、贩售有价值的书本，再做一些活动……人生总不如想像，尤其书店是开放的空间，「一本书出版之後，会遇到不同的读者，有书店的地方更会遇到不同的人，慢慢形成一个自己的网络。」眼界也随着开拓。
与许多移工相同，陈婉菁也是新加坡的「异乡人」。书店让她认识到不同背景的人，也更体会到新加坡的在地特色：「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比较接近的地方是多元种族，这里主要有四大种族，因此城市书房虽然以华文书为主，还是会卖很多英文书，有时候卖英文书甚至变成书店的主要收入。」陈婉菁带我们回顾新加坡的书店历史，依然强调，相比邻近国家，新加坡的本地书店多半还是以华文书店居多，近期虽然减少，比例上，还是比英文书店多。
陈婉菁也説，自己的母语华语与文学专长，依然主导书店定位与选书，但贩售英文书与外国文学让她更能观察值得翻译、引进的外文书，比如马来作家Alfian Sa'at的作品。这几年，城市书房的出版企画也开始着手翻译：「将一部作品翻译成华文，是我认为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可以做的一件事情，你可以在一家书店与出版社中，找到两种语文却来自同一个作家的同一本书，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
回想起几年前一场Loss Adjustment（中译《永远的女儿》）新书发表活动，至今对她依然影响深刻。这本由生活在新加坡多年的纽西兰人Linda Collins描写女儿自杀的回忆录，除了成为读者间哀悼已故亲友的读物，更提醒她正视心理健康的必要──新加坡与许多已发展的大城市相同，人们活在社会安居乐业、GDP很高的泡泡里头，藉由书店走向人群，「对我来说，做一间书店也能让我的生活不麻木，这跟在办公室整天与数据相处不一样，感受很清醒，当然也有它比较痛苦的地方。」
十年经营最辛苦的一段在前几年疫情，每次遇到难题陈婉菁都会想起英培安先生：「他是我的一个精神领袖，英先生在经营书店时，比我的情况还糟糕，因为那个时代网路没有这麽活跃。」她从英培安先生身上学会「苦中作乐」，那些人生经历於她而言，是很难用钱来取代的。
这几年间，许多城市开始更关注在地书店，在她看来，一间实体书店能否长久经营，除了书店本身，最重要的还是来自官方对阅读的推广。她乐见其成：「一间书店，如果能变成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景点，好好办下去，那里头想必存有善念。」
书店与书，在陈婉菁的心中，是种种美与善发生之处，她始终相信实体书店不会消失，永远会有几间书店与城市同在。如同陈婉菁总在无意间提及的人与根本：「书店本身的力量，来自它是可以回到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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