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疫情延期的書展作家們Part 2】從MERS到新冠肺炎,人類學到了什麼?——南韓小說家金琸桓
撰文 何雅雯疫情雖然阻擋了金琸桓作家的訪台行程,但阻擋不了我們跟他約好的採訪!當全球都在害怕新冠肺炎時,別忘了,在SARS和新冠肺炎之間,韓國於2015年才經歷一場可怕的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政府隱蔽疫情的舉動讓情況失控釀成一場大災難,金琸桓作家藉著今年新出的《我要活下去》一書記錄下這場MERS風暴。MERS疫情爆發時,任教於韓國西江大學中文系的何雅雯教授,對當時政府處理疫情的方式也有很多疑慮,甚至考慮暫時離開韓國,而藉著這次訪談,雅雯教授也和金琸桓作家討論韓國政府面對疫情的態度 ,讓我們有機會檢視正在發生的新冠肺炎。
從MERS到新冠肺炎
判斷一個國家實力與弱點的標準是什麼呢?是經濟?人口?武力?科技?
2020年,我們的答案大概會是「醫療」吧?
從沒想過訪談會以這種方式、在這種氛圍下進行。最初我想像的是,與作家金琸桓相對而坐,捧著《我要活下去》,就我2015年在首爾親身經歷MERS危機、因而對韓國社會產生的疑惑,一一指認書中某些細節是否正是我需要的解答。因為金琸桓在《謊言》中對政府處置不留情面的批判、在《那些美好的人啊》中對個人品質的珍惜同情,我相信他會給我一些意料之外的答案。於是訪問之前,我整理了一些有「伏筆」的題目,希望在現場開啟進一步的話題。
然而我沒有機會當面詢問。考慮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台北國際書展延期了,轉為筆訪。筆訪整理過程中,韓國疫情忽然急轉直下,單單一天內新增的確診人數,就可以超過MERS流行期間全國的總感染人數。
《我要活下去》
金琸桓,時報出版
MERS把我們的人生變成了地獄,至今仍被關在那座地獄裡
面對失控的疫情,失能的政府,失去信任的社會
活下去,竟成為如此艱難的願望
悲劇,源於隱瞞
其實在我看來,這一次韓國政府的應對已經比面對MERS時好多了,《我要活下去》中寫到MERS進入韓國初期,政府隱蔽疫情,遲遲不公開曾經有過感染者而應該執行隔離的醫院,導致疫情持續擴大,也確實是我當時所見。政府考慮的是什麼呢?此時此刻,我們知道是仰賴觀光收入的韓國經濟問題。在《我要活下去》裡,其實也是經濟,透過小說中鮮于記者之口,不能說出名字的「F醫院」實名若公開,「與其相關的股價會立即大跌」。小說中從頭到尾沒有明示,但讀者都知道那兩個字:三星。
我問,「讀了《我要活下去》,我認為這本書的核心是『公開』,應該公開的資訊遲遲沒有公開,是MERS一發不可收拾的主因。《謊言》其實也是,以羅梗水的請願書『公開』民間潛水員的遭遇,『公開』韓國政府的處理問題。不知道您是否同意這個看法?您認為『公開』對這幾樁悲劇的意義何在?更進一步,對韓國社會的意義何在?」
金琸桓說:「您指出了很重要的一點,我也認同您的這個觀點。發生世越號和MERS狀況時,政府沒有透明及時的公開信息,特別是MERS的時候,連出現感染病人的醫院都沒有公開,所以引發了很多問題。放眼韓國歷史,但凡發生嚴重性的災難事件後,很少有釐清事件真相,嚴懲相關負責人的例子。正因為訊息不透明,民眾才會出現各種揣測。因此從現在開始,當國民遇到災難狀況時,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公開訊息。」
如今台灣的疫情應對,根源於2002年到2003年夏天,SARS一役/疫我們措手不及,損失慘重。這樣問可能有一些失禮,我想知道,《我要活下去》中我們看到有些人打電話辱罵出院病患,那是確有其事嗎?那麼,「MERS之後,您認為韓國人學會如何應對傳染病了嗎?」那時還是二月初,他的回答是,「有很多媒體在報導時,將MERS受害者稱之為『超級傳播者』」,「經過MERS事件以後,韓國人吸取了教訓,知道了嚴謹防疫體系的重要性,懂得了全國人都應該努力來防治傳染病,還有不應該指責那些MERS受害者」,「為了解決傳染病這種災難,我們必須把人放在首位,跨越彼此的政治立場」。那是《我要活下去》中吉冬華的遭遇,透過她,金琸桓一直強調的也是:不要標籤化,不要汙名化,不要讓「超級傳播者」之名阻斷了病患坦然面對社會的機會。
韓國作家 金琸桓
向無辜者問罪——集體之下的個體
MERS在韓國肆虐期間共計39人死亡,《我要活下去》寫了幾個病患,牙科醫師金石柱、出版社倉儲人員吉冬華、新聞記者李一花,以及環繞著他們的家人、朋友、職場。書中仔細描寫的不是MERS病患的死亡,唯一詳細描繪了的是淋巴癌病患金石柱的死。從MERS確診、痊癒、因為淋巴癌入院、卻又被視為MERS病患以致延誤治療——金石柱一步一步走向死亡,致死的病因不是MERS,而是韓國政府與醫院對MERS的處置。我認為這是這本小說最成功最精彩之處,強化了金石柱的「無辜」。其實小說中每一個病人都是無辜的,但金石柱的故事尤其使人感受深刻。
《謊言》中的羅梗水以一個真實人物為原型,負責到沉船內搜尋罹難者遺體的潛水員金冠灴,我很好奇,《我要活下去》也是基於真實人物改編而來嗎?金琸桓在書中說過,他在主持Podcast時聽了眾多世越號受難者家屬與相關當事人的真實經歷,選擇以潛水員羅梗水為主軸,是因為「海虎」金冠灴的聲音,我很好奇,選中金石柱有什麼特別的契機嗎?
他說,金石柱是「僅剩下的最後一名MERS病人」!
「我希望能描寫出他的孤獨、希望、難過、恐懼和憤怒。這裡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感染MERS病人的『人權』。針對為什麼要把他一直關在隔離病房,以及在什麼情況下才能讓他出院?政府和醫院必須對此做出解釋。如果不這樣的話,這就是國家權力對人權的鎮壓」。
事實上,金琸桓這幾本小說都以朴槿惠主政時期的重大事件為素材,透過他的眼光,讀者都會對韓國政府的表現搖頭,遠不如民間每一個個人:《謊言》和《我要活下去》中為受害者奔走的律師、民間團體,《那些美好的人啊》中努力走出傷痛的世越號死難者遺族,都展現出堅毅、勇敢的品質。《我要活下去》裡甚至直言:「在對政府、醫院和社會共同體信任破滅的當下,民間流行起一句話——各自圖生。」
紀實與虛構,政治與藝術
像這樣基於事實改編的小說,有虛構成分,卻採取了紀實文學(Nonfiction)的形式,有些讀者甚至直到讀完都以為全書是百分之百的真實紀錄。其實他不是沒有紀實之作,尚未譯為中文的《於是他去了大海》就是為了紀念金冠灴而作。世越號和MERS兩個題材都很適合發展成紀實文學,但為什麼寫成了小說呢?
原因不純然是美學的判斷,「世越號船難和MERS事件可以採訪到受害者,也能拿到相關的資料。但與之相比卻很難採訪到政府和公共機關的負責人,更不要說拿到他們手上的資料了。(現在也還是很難)正因如此,比起需要均衡兩者立場的紀實文學,我還是選擇了可以描述事件核心的小說」。政府的壓迫、隱蔽,始終是社會事件裡最難突破的關口。
如果我們回頭看看金琸桓的求學過程,首爾大學國文系畢業,也是首爾大學國文系碩士、博士肄業。放在台灣社會,差不多就是所謂的台大中文系「純血」。國文系在韓國社會裡是很古典很保守的,他的研究領域也是古典小說,可能因此,早期作品以歷史小說為多,例如李舜臣、黃真伊。然而近幾年使他聲名大噪的《謊言》、《那些美好的人啊》、《我要活下去》則是根據社會事件改寫的小說。其實,這些作品自有一貫的精神:都是基於詳實的資料考察,對事件的整理與陳述。但是從歷史轉向當代,從文獻紀錄轉向和當事人的訪談,還是有一些差異。
他說,很多人希望他持續寫社會派小說,「以當代真實事件創作的三本小說,可以說採訪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很多經歷過世越號和MERS的人還生活在我們周圍。我把這樣的創作視為『在街頭巷尾寫小說』。歷史小說中的人物,黃真伊和李舜臣距離我們已年代久遠,所以根據史實資料基本上就可以做出整理。我也只能通過閱讀文獻,憑藉自己的想像去跟他們見面。我把這樣的創作視為『在圖書館裡寫小說』」。
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提到「在圖書館」與「在街頭巷尾」的兩種寫作模式,然而如果我們算算,他生於1968年,首爾大學就讀期間,差不多就是1987年6月民主抗爭之後,盧泰愚當選總統。而他寫作《謊言》、《那些美好的人啊》、《我要活下去》這幾年,韓國政治也發生極大變化,朴槿惠下臺,文在寅所代表的進步派整合成功、大獲全勝。不管是在圖書館中梳理歷史文獻,或者在街頭巷尾詮釋社會事件,關切的無非就是大韓民國的前世今生,書寫歷史,也就是直面當代。
於是我好奇他的寫作過程、心境,和這些政治事件有關嗎?我們常聽到「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的主張,他怎麼看?他說:「政治和藝術是緊密相連的,為了能讓世界變得更好,藝術家們也需要努力。我覺得有必要重新來定義一下「政治」的意義,所有為了讓世界變得更好的努力都應該包括在政治的領域裡。比方說,最近為氣候問題而付出的努力也可以視為一種政治活動。」
「韓國社會正處在極度變化的過程中,舊與新的相遇,左翼與右翼的對立局面。在這個過程中存在著優點的同時,缺點也會暴露出來。這甚至讓世人覺得很混亂。但是有了幾次的經驗,韓國人就不再害怕改變了。我覺得小說家的工作就是要忠實的跟隨這些變化去創作。」韓國社會正在變化中。變化可能帶來更新,也可能帶來傷痛。金琸桓這三本書都是傷痛的紀錄,是從圖書館走到街頭,與災厄,與社會,與自己的筆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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