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被定義的人性面貌：電影裡的情感真相

撰文 Kristin（一頁華爾滋）

世界上出現過無數令人髮指的社會案件，寫成看似公正客觀的報導文字與新聞畫面時，尤其顯得驚世駭俗，但往往在深入了解前因後果，甚至是時代背景之後，反而會萌生一股感同身受，讓許多看似天理難容的行為，變為一曲情有可原的生命悲歌。那才是真相，真相不是毫無溫度的監視器畫面，真相還必須將人的感受、情緒、記憶化為故事，那才是屬於身為一個人、而非機器的情感真相。

「如果你認識從前的我，也許你會原諒現在的我」，或許才是藝術試圖達到的。於事實與真相之間打破隔閡，化解人心的成見及衝突，進而改變人們看待現實的紋理，無數故事的創作初衷便奠基於此。

因而，這一次選了五部圍繞於此的電影，假使以駭人聽聞的程度循序漸進來區分，第一部談論的應為2018年的《小偷家族》（万引き家族）。是枝裕和暖調性的故事以一場光天化日的竊案開啟，看似父子又不似父子的兩人，以絕佳默契在超商偷取生活所需的食物與用品，如此模糊而朦朧的家庭關係掩蓋著一些見不得光的過去，建立在搖搖欲墜的血緣關係之上，就這麼於此處被高樓大廈環繞、只看得到半邊煙火的民宅裡生了根。裡頭有一位奶奶、一對父母，還有姊姊與弟弟，彼此看顧，相互照應，事情卻因一個四歲卻渾身傷痕的小女孩尤里加入而掀起波瀾。

可想而知，新聞媒體與外界眼光會這麼予以批判：誘拐兒童、四處行竊、從事特種行業，甚至還有殺人犯藏匿其中。但換成另一個版本的故事，又無法粗暴憑單一是非標準來衡量這一家人。

在一層一層暴露人性缺陷的過程中，觀眾彷彿隨著故事見證，日子過得去就好，生存之外更重要的是生活之中的平淡與快樂。安藤櫻四弦一聲如裂帛的驚人詮釋，一箭刺穿整個社會的表象。追根究柢，家的本質究竟為何？有生育能力就等於具備為如父母的資格嗎？是枝裕和將這個無解的問題拋給觀眾，畢竟，任何事物都可以竊取，除了羈絆，那也並非因血緣而與生俱來。而唯有真實的情感，才足以於道德標準反覆擺盪之際，撼動觀眾們根深柢固的價值觀。

▶︎圖片來源：光年映畫

▶︎圖片來源：光年映畫

同樣習慣將目光放在社會邊緣分子的韓國導演李滄東，其代表作之一《綠洲》（Oasis），則透過一對不容於世的戀人之愛情，以善與真直接碰撞我們過去判斷大是以及大非的底線。一位是三度進出監獄的更生人洪宗道，一位是重度腦性麻痺患者韓恭洙，他們之間扭曲畸形的愛情從一場強暴未遂底下萌芽，化為將軍與公主的浪漫戀曲。

相由心生，就是多數旁人看待他們的批判目光，性、愛的本質是再自然不過的行為，卻於社會的有色濾鏡裡成為髮指罪刑。這是後話，因為尚未觀看《綠洲》之前，應該不會有人秉持著如此想法。李滄東覺得，這些稱不上討喜，承受痛苦、奮力求生之人，才是貼近自己生活經驗的角色，正因如此，他沉重的鏡頭感受不到一絲上對下的憐憫，始終平視，如實呈現洪宗道的毫無心眼、不可理喻，如實呈現韓恭洙的孤立無援、弱勢處境，如實呈現一個人身上同時散發著光明與黑暗，同時扮演受害者與加害者。

雖無同情，卻有憐惜，李滄東亦選擇透過魔幻手法，在與大象、印度女子與孩童共舞的想望裡，將真實帶到觀眾眼前，注入了美和自由的力道，那是形體難以禁錮的人間至善。因此，在體制之外，有沒有可能真相是我們想像不到的故事？有沒有可能，世間確實存在千百種愛情？當我們的社會一廂情願簡化問題時，再也不會有人能理解，那名瘋子為何千辛萬苦逃出看守所，只為鋸掉路旁某棵不起眼的枯樹。

▶︎圖片來源：IM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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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問題不應被簡化，悲傷背後永遠藏有悲傷，痛苦之外往往是更深的痛苦，而這些社會事件層出不窮，因為那帶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

韓國先有《熔爐》，從外界眼光審視從，而後臺灣誕生《無聲》，內在觀點出發，故事主要源自於2011年台南一所特教學校爆出的醜聞。私以為後者更加出色，在於創作者無意強調正邪對立，或直接喚醒集體良知，巧妙避開單薄劃分是非對錯，拒絕採用一目了然的粗糙手法將罪狀歸於體制弊病或權力壓迫，只為塑造一個反派讓觀眾可以獵巫、咎責，甚至人們得以為自己平時的多數默不作聲卸罪。而是轉了方向，凌駕於單一事件之上，層層剝開聾啞孩童的內在困境，設法呈現他們有口難言、極度恐懼、面臨絕望深淵的模樣，也深入挖掘這群身不由己的孩子保持沉默、長期隱忍，且不停歸返的原因。

「我們一路奮戰，不是為了改變世界，而是為了不讓世界改變我們。」

鏡頭隨一位初來乍到的聾啞少年張誠步入陌生啟聰學校開展，純真笑聲於祥和寧靜的校園中此起彼落，似乎是一塊屬於聽障孩童遠離塵囂的樂土，卻無處不瀰漫詭異壓迫、坐立不安的氛圍，似乎某個不知名陰影潛伏在角落蠢蠢欲動。隨他一步步接近風暴核心，拉著唯一可信的大人四處奔走，才漸漸認知那無法明說的悲劇全貌早已超乎他們所能控制、改變的範圍。

探究真相，並不是只為讓壞人罪有應得，而是拒絕目睹悲劇持續在其他孩子、下一代、下下代身上重演，偏偏那有如地獄之中的惡性循環，無法單憑司法懲戒、輿論撻伐逼出代罪羔羊。若想解決問題，第一步得先承認問題存在；若想面對癥結，則須培養長遠而宏觀的視野，勇於溫柔追問，勇於承擔責任。痛也是癒合必經的過程，這才應是人們關注社會問題的真正目的。

▶︎圖片來源：IM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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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多久之前上映修復版的《感官世界》，為導演大島渚改編自1936年撼動日本社會的真實新聞「阿部定事件」，她在東京的茶室將情人勒斃並割下其性器官，引發軒然大波，最終判決結果卻出乎意料地只有六年刑期。法官認為阿部定的行為是太過癡情所導致，也因事件相當獵奇，不但在日本大眾心中留下難以抹滅的印象，比起指責，更多的是理解，也使她成為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更啟發好幾部經典作品，包括渡邊淳一的小說《失樂園》與森田芳光的改編電影，黑木瞳飾演的女主角就是以阿部定為人物原型，當然，還有這部真槍實彈演出的《感官世界》。

大島渚鏡頭下的男女主角，透露著一種病態的情慾和對死亡的迷戀，雖然整部電影涵蓋無數性愛場景，但如此畫面既不香豔，亦不煽情，卻可以為此廢寢忘食、醉生夢死，無法填補的慾望成為兩人世界中最自然的一部分。他們猶如格雷安葛林筆下更幽黯獵奇的凡夫俗子墮落愛情，茫然，麻木，任由妒恨與身體本能主導理智，將觀眾捲入愛慾難分難捨的困惑之中。就如《失樂園》所言：「若沒有將一切燃燒殆盡的愛，如何留下一片焦原？」

究竟沒有太多時間深入交談、認識、了解彼此的阿部定和吉藏譜出的是單純的慾望，還是更超越我們所能理解的愛情？若是愛，那也是無異於普遍的愛情嗎？若不是，難道世間存在著別種無法定義的愛情？有時候那無關乎道德，更難以抽身，在愛情與毀滅之際，人們方能領悟，死亡才是永恆的高潮。《感官世界》的結局大膽挑戰了觀眾的底線，為世不容的瘋狂，是戰時肅殺氛圍多一點，還是感官放大到極限的愛多了一點？大島渚真正從藝術價值潛入心境的更深一層，以奇觀面對人性與時代勾勒出的各種輪廓。

▶︎圖片來源：金馬影展

▶︎圖片來源：金馬影展

放在最末的，是楊德昌時隔三十年仍恆久不墜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聚焦於一起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的的青少年情殺案件。這部作品不只關注著1960年代的生活，同時嘗試重新定位人之價值，透過鏡頭探問著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一個毫無前科的高中生成為滿身血污的殺人凶手？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原本只是小成本的製作，關於一對少男少女的青春愛情故事，以悲劇收場，最後卻越寫越大，越寫越完整，最後的成品散發出一股史詩氣勢。純真的失落，道德界線的崩壞，是楊德昌不停透過電影探討的核心，他正是親自走過1960的最後一代，始終著迷於這個時空背景，台灣處於白色恐怖時期，族群對立，械鬥滋事，社會極端不自由，他以精準嚴謹的歷史態度傳遞了彼時人們的生活與心理狀態，因而寫下了電影開頭一段敘述：

「民國三十八年前後，數百萬的中國人隨著國民政府遷居台灣。絕大多數的這些人，只是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為了下一代的一個安定成長環境。然而，在這下一代的成長過程裡，卻發現父母正生活在對前途的未知與惶恐之中。這些少年，在這種不安的氣氛裡，往往以組織幫派，來壯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

英文片名喚作「A Brighter Summer Day」，「Brighter」一詞尤其耐人尋味，有比明亮更明亮之處，周遭就有比黑暗更黑暗之處，手電筒光線所及成為光明與希望，也因太過刺眼只能看見一半的真相，其他陰影滿布的地方則彷彿更加混沌不清，潛伏一旁的暴力蠢蠢欲動，價值觀不停偏斜擺盪，無論大人或是孩子都難以在顛沛流離中想像未來的自己的樣貌。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小四是一個敏感壓抑又帶有些正義感的少年，生活的一切卻漸漸擊潰了他的理想主義，一句「我和世界都是不可改變的」，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那把短刀殺死了愛與純真，殺死了過去的小四，也殺死了所有美好期許，青春、信念被摔得粉身碎骨，只留下了選擇在風中搖擺的草，殘破地隨波逐流。因此，小明的隕落，就是一個時代終結的象徵，他則成為應運而生的恐怖分子。

回望這些無法受陳規定義的是非對錯，每個故事皆有各自身不由己的情感真相，即使無法作為犯罪的正當理由，卻是大眾必須理解、傾聽的複雜面向，那才是藝術為人們，為社會帶來力量的真正原因。

「永遠都存在著一個夢想，一個嚮往，一種對另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的存在的信心、期待、依據。」
——楊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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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簡介｜Kristin（一頁華爾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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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粉絲專頁《一頁華爾滋 Let Me Sing You A Waltz》版主。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英國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國際行銷碩士，文章散見各網路媒體。著有電影文集☞《光影華爾滋》，喜愛透過觀影、閱讀探索人與人以及人與自我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