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专栏 2021年2月26日

这是因为我们还能够假设──张亦绚谈《九歌109年小说选》

撰文張亦絢（作家）

九歌出版社推出的年度文选至今已迈入39年，不仅为在地书写留下重要的纪录与见证、映现时代缩影，并持续关照着华文创作的启蒙与传承。109年度的小说选由作家张亦绚担任主编，爬梳过去一年动荡时局中的文学地景，评选出年度之最。张亦绚於序言中点评各家，纵览文坛创作脉络。

延伸阅读普通，然而贵重──黄丽群谈《九歌109年散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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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固然可与「史实能力」竞逐，但此竞逐并非它的必然与义务

在擂台上使出一记漂亮的左勾拳，这值得喝采；但左勾拳要是用在街上或其他地方，就叫「人身伤害」。如果不意图伤害，也非爱好拳击，目标是让人们透过实际体验，思索暴力、身体界线或其他尚无以名之的内容，那麽，我们可以选择不使用擂台，但在同时，却也不可能透过随机打人，就达成目标——必须加入更多具备沟通可能性的元素，这就是创作。任何表现，如同「出拳」，根据它结合的手法与环境，是艺术还是侵犯，并不是谁说了都算，必需分析与检验。

这个开场白，针对的是杨双子《台湾漫游录》四月出版时的风波事件。

我认为，在第一时间里，感到受骗或不受尊重的读者完全有理。出版社只追加了说明与修正，并未真正致歉，恐怕也过於简慢，轻忽了这可能对全体小说读写造成的伤害。然而，若把此事件等同於《湾生回家》的造假，其实也有不妥。一部将精神深深植基於平等问题的小说，未能在「侧文本」（paratext，指正文以外同时出现在出版品上的书介、作者简介、序文等）中，共享同样的品质，反映的是「包装」的退化而非活化。游戏、文本渗透侧文本或倒转翻译的位阶——这些都兼有创造性与批判性，但除了意念，「侧文本」并没有动用足够的技术辅助语言，完成邀请与暗示，可谓「弄巧成拙」。在第一个层次上，我将之归因於实验性出版的经验不足，使得「小说文本与侧文本的特殊连动」没在成书阶段完备。因为失落若干环节，导致「作戏」的戏感扁平——开玩笑一旦不够「玩笑气」，戏耍也会被感觉成抢劫。问题并不在不该戏耍，而在戏耍（策略）得不够（完整）。

在另一个延伸与联想的层次，小说读写向「确有其事」倾斜的现象，我称它为「拉真实为小说背书」危机。我并不满意「小说即以谎言说出真话」这类动人修辞，它不够准确。「虚构与非虚构」的纠缠也没比较好——很多人想到「虚构／小说」，仍把它等同於「不实」。我们一方面知道要求小说「吐实」很怪，另方面，读者或创作者，却似乎觉得不强调「小说的存真」，将无法取得适切的话语权。作家书写并非「绝无虚言」的小说，却对不能代理真实一事怀有被放逐感，在这当中，存在着根本的矛盾。

我们似乎没有顺利地继承那个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尤瑟娜直捣十八个世纪前罗马皇帝人生的小说遗产。这个症候或许并不完全来自文学的内部。挟带新传播技术的社会，以真人实事号召保证「可看性」，带来了像「真人秀」这类形式，即便「假新闻」的泛滥，也与「没有判断力地嗜食真事」这种消费养成有关——貌似对真实兴趣无比高涨的同时，一部分的文化，已进入「穷得只剩下真」的象徵能力弱化状态。也许我们处於比任何时候都该认真看待小说艺术的年代，不单单只因为作品的文学成就，而在於小说究其本质，并不驯服於「实事标本」的极权，并且在它的最佳状态里，提供了足以对抗「伪真实」不自由綑绑的路径。这个小说力量，我建议以「假设能动」名之。小说固然可与「史实能力」竞逐，但此竞逐并非它的必然与义务。「假设能动」的最大化，已被许多理论家阐释过，通常以「不可能的文学」称之。「不可能」的另一面，就是「最大的可能」。而「可能」，就是「假设能力」。

《台湾漫游录》在侧文本上的失误，根源於意欲将「假设能动」扩展至侧文本，或说使用侧文本以对照文本的「假设能动」时，没有注意到侧文本区有其一向预设功能，在扩展时，光是创意并不够，必须调动更多技巧与预设功能周旋。曾有某地景艺术因位置与材料，导致驾驶眼花而车祸频传，艺术原不必负责交通安全，然而，作品一旦选择着地於街道，当考虑用路者的文化（并非只能放弃），才算完整。尽管对侧文本争议感到遗憾，《台湾漫游录》的书写成绩，仍令人难以忽略。

回避「敏感时间段」，可说是台湾「悲伤的特色」

过去因为戒严体制，不只文学，包括学术研究，「时期」选择都并不真正自由。回避「敏感时间段」，可说是台湾「悲伤的特色」。自《花开时节》，杨双子就展现了她「重访日治时间」的独特能耐。当时，林芙美子与北川兼子等女作家来台演讲旅游，对稍涉文化史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你仔」（小说写作「哩呀」）也是彼时激起关心的「歧视乎？非歧视乎？」事件。〈冬瓜茶〉中，百合情是双重的，除了双女主的作者与译者，又加入两个女学生。但「同（志）性倾慕」并非杨双子唯一关心。小说如漫画《美食侦探王》般，设有「贪吃」与「好（女）色」的循环。而「殖民是什麽？」及对其「爱与伤」的探讨，是在「变奏」之外，还能层层递增的表现景深。

同样以「时间旅行」展开，尚有赖香吟的〈清治先生：一九五八病情〉与李昂的〈密室杀人大祭拜〉。处理的仍是「台湾时间体」问题。戒严体制确立，势必招募雇用维持其运作的人员。进入体制，也会在第一时间里，显得「再自然不过」——赖香吟的笔调温和，留下的想像空间却不只大且冷冽。在这个书写中，写「另眼看待」苏清治易，写「顺理成章」的苏清治就难——小说选择了後者。写人物但非以人物为中心，人物乃是令读者得以循迹而上，遇见结构的线索绳头。赖香吟的时间机器始於战後，终於美丽岛事件。至於李昂，则会从四面八方，包围以「美丽岛事件」为原点的时间体。

▲《春山文艺第二期：赖香吟专辑》

从〈密室杀人大祭拜〉来看，成就非凡的小说家似乎打算将自己若干作品重新定位并「回收再利用」，这是大胆的「破坏性创造」。但重头戏更在长篇小说《密室杀人》。是否可将整部《密室杀人》视为「反小说」？作品似又较此定义复杂。小说最厉害的是，尽管使用理性的语言（即便「神神鬼鬼」之时），李昂拼贴出的图示，俱是令人心惊的无意识风暴。比如述及亲异议分子的女作家，拒绝藏匿逃亡的男政治犯——理性来看，作家被监控，拒绝很实际，应该没有良知困扰。然而，那是多麽暴力的场景！彼此「并无杀意」的男女「互为死神」。体制性的杀戮没有人脸（把行刑者的脸安上，也不是杀戮真正的脸），凶手无影无踪又如影随形。这种经验不会改变人的性别，但足以「剥夺人对自我的所有预设」：女作家被迫进入「准虐待狂」位置，「被迫」是「受虐」，但「角色」又是「准虐待」。这是阉割的极致。在「关於阉割的大迷宫」中，戒严暴力与从性别而来的「典型与非典型的阉割慾望」交错，呈现了令人震惊的激进触角。

自发的记忆与思索是浇不熄的

「一九九七年／或是九九七一年／与我／何干呢」，在〈砾石〉这首诗中，西西已然传递「认同石头时间」的讯息，透过她对「更长时间」的情有独锺，来发挥她的「意在言外」。〈石头述异〉中，游记宛如两只脚的舞步，一只在「可见可走的物理界」，一只在「可思可记的想像界」。西西善於掌握形式的宗师风范由来已久，但这篇技巧的简洁洗练，还是令我惊异如遭电击。文学当出世或入世？两者经常各执一词。〈石头述异〉却达到令「出世入世」交锋生辉的境界。自发的记忆与思索是浇不熄的。这篇「退万步言」的小说，不能不说，也是给人们「行万里路」的粮草。

「长时小说」传统上被想像成「历史的」，但小说能够处理的，更加辽阔。以上我选了四篇向度殊异的，以俾交相观摩。

回应时事或当下性的小说经常处境尴尬，因为它偶尔会「到不了明天」。然而，刘芷妤的〈追女仔〉跨过了这种难度，绘出宛如「一图毙命」，既有代表性又有延展性的「那些年，我们一起看的新闻」。时事有感，感超时事。刘芷妤是会「作梗」的小说家，但并不「为梗而梗」。「梗」在她笔下的意义似正转变：使梗如鲠，如鲠有喉。〈追女仔〉是第一篇，我一读就决定必须选入年度的作品。而想必会令人联想到《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的〈鬼〉，也是「小鬼小说」——被弃孩童世界的小说。不同於若干评者，我认为，本篇非但前半部可圈可点，後半更是深刻沈稳。因为只有小孩才会以离奇（但主观上合理）的方式寻求出路，也只有经历同样浩劫者如文中三兄妹，会如昆虫的「共心现象」般，拥有外人不知的共同语言。作者陈静排除掉如贫穷的因子，更凸显出社会化匮缺伤害的「不可逆」。

〈反光〉选自陈育萱的小说集《南方从来不下雪》，选入的原因不单单只因「高楼清洁工」是所有行业中，「最不愿从事的高危职业第一名」——我想特别指出该篇收束上的启发。小说以描写公文型态收尾，公文的具体性与施作性，指涉的是事件与社会体系的关系。如果可以签报救助的文件，是否也该有「避免清洁不友善之建物」的文件（难道「清洁／劳动不友善」的反省还未进入建筑思想中？）？——〈反光〉给出了一个不将社会性书写，封闭於悲叹或怜悯主义的可能性。林新惠的《瑕疵人型》已受多项奖项肯定，〈California Hotel〉如同小说集中的多篇，不视伤害在秩序後，是能揭开「秩序即伤害」之作。

暴力开始处，即是语言终结时

郑守志的〈永夜〉惊悚，裴在美的〈命运之神〉平淡——无论惊悚或平淡，如果技巧充分，都是利器。自〈耶稣喜爱的小孩〉始，裴在美就是「性伤害」的先驱作者。〈命运之神〉令读者不费吹灰之力地齐平於主角视角，为「如何避免剥削当事人」，立下标竿性的范例。形於无形的技巧，跨国婚姻与A片等元素，自待剖析，在此只先予简单然郑重的致敬。〈永夜〉同样不易一笔带过，但技巧上仍有小处可斟酌。不过，我在最後一刻，仍被本作的深刻与勇於开创打动。暴力开始处，即是语言终结时。本作是否援引《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为触发，仍有模糊空间，毕竟，若只聚焦该事件，不至於将自杀方式弄错。也因此，我倾向理解作者书写的是更普遍的现象：每回「性暴力的揭发」，因社会未表足够接纳，既引发幸存众焦虑，周遭偶对幸存者「倒打一耙」，也成幸存众梦魇。——集中营幸存者的见证，也出现过类似效应。「不说是苦」，「说也苦」，就可能将幸存者从绝境逼向「最坏」：透过反转角色，演示性暴力。专业者只要看到儿童对布偶做出某些行为，即能警觉性侵。但若布偶是真人，则成「受暴变加暴」的悲剧。即使是「最坏」，也去想像、去厘清，是令小说做布偶，也是〈永夜〉的文学承担。

除了以上六篇，对「如何思考伤害」作出贡献的作品，还有以不同笔法切入「日常」的各篇：林楷伦有望自成一家，或振起「渔界文学之文艺复兴」。我在他的多篇杰作中抉择，最後觉得马祖与产销两元素，真的太少出现在文学之中了，我因此选了〈北疆没有大红色的鱼〉。林铭亮的〈远行者：五个听来的故事〉，在并非对苦涩与恐怖一无所知的诙谐中，令小确幸与大荒谬并进。高于婷的〈六角恐龙〉，出色地写出那些被当成不出色者的孩子（们），如何维护自我脆弱的感情。另外，将日复一日造成的麻木、紧绷与内缩凋敝描写入微的，是沈信宏以教员一日为摹本的〈定期保养〉。〈三温暖〉则是一篇非常疼惜人的小说：简媜笔下的女性身体相遇，仍有腼腆，但绝不虚浮，平实之中，也非不见曲折。在疫情笼罩的一年，照顾者的身体因被特殊化而受到侧目。若干歧视浮出，照顾者的压力，更以超乎寻常的强度成为「日常」。小说场景是在疫情之前，但在疫情中阅读，唤起的省思，并不因此更少。

「不合理」也意谓着「超出计算、预期与控制」

何玟珒以不太正经腔调起始的〈那一天我们跟着鸡屁股後面寻路〉，令人不无惊艳的，其实交融了哀歌。小说对照了不同起源的「变性」，他人祈愿的与自我渴望的。台湾民俗性别观的入镜，也令思考细致。配置不同风格语言时，对火候与过渡的掌握，也有近乎直觉的准确与自由。在书写姿态上，熊一苹的〈银河飞梭〉，又更绝对与孤注一掷。强壮的虚无？冷漠的温暖？小说人物无视大多数的法则，也可说有打破禁忌的品格。身体或时间都是身外物，但又非有恶意的残酷。比如只是为了让对方开心，也可以「吃对方割下自己的肉花」。一般视为重心的事物，主角只是行礼如仪，遇到任何事，既不忧郁，也不「不忧郁」——这是少数会让我觉得「极端有趣」的小说。作品非常美的部分，在於能将这种罕见色泽维持一致，且不沦为噱头或诱饵式的事物。王定国的〈噎告〉也颇奇异——尽管他的人物初看好似与熊一苹的大大相反，是被一切常识与义务紧紧裹住「正常过头」的人——但裹粉不久就会掉落。无惧地迎向漫画式的夸张与传神，〈噎告〉是少数大胆利用戏剧性推动情节的「惊愕交响曲」。有点像「鸭兔错视图」，每个情节都提供了双重意象。就以「怪嫖记」而言，一边是「妓院解决一切」的古老幻想憧憬，一边是「牛郎织女完全行不通」。此作不单手法有意思，透过手法呈现的严肃主题，也极为丰富。

在寺尾哲也的〈现在是彼一日〉中，三个在美国参加游行的台湾男子，其中一个突然「脱序」，不但被制服还送了医，什麽话都还没说。其中一人评论同伴的「行为」谓「这不合理啊」。因「有诸事不明」，小说彷佛影像粒子仍在乱窜的画面。我对这篇小说极高评价的原因如下：〈现在是彼一日〉完全可以读作「对318的真正回返」——而回返318，意谓的并不是回到「318占领立法院」，而是必须回返在「318与323」之间的「无以名状」。323的占领行政院非常惨烈，也有人可以说是「这不合理啊」——但不合理不等於没有正当性或理性，「不合理」也意谓着「超出计算、预期与控制」——反抗与控制的关系是什麽？我们应该成为「可预测的」到什麽地步？

▲九歌109年度小说奖得主邱常婷。图／联合文学

在当代，多重认同（族群、阶级、性别等都包含在内）是一存在，但经常被简化的处境。如果一个人的家庭或生命历程，令其在同一项目上，拥有一个以上高低强弱不同的认同可能时，身分政治并非一般想像的，是个加减乘除即可运作的大熔炉。若干平衡，较易取得，有些伤痕，不该遗忘。邱常婷的〈斑雀雨〉中，反覆出现的「母亲允诺变鸟」一节，意涵繁生。母亲想要给予女儿文化的吸引力与光荣感（这里透过的是原住民族的故事），恰恰暴露了所处的下风位置。这正是弱势者的两难。女儿执着的「人不可能变成鸟」，除了最表面的知识体系对抗（所谓科学对抗神话），也暗示了两件事，「人变鸟」可能是放弃（人的）现实原则的逃逸既定（社会）游戏规则，「人变鸟」同时也是强势擘画弱势要有可供满足投射想像的「类别化特色」。而无论逃逸或臣服优势者想像，都不足以拆解殖民性的陷阱。把高难度的思辨完全转换成致密清澈的小说语言，〈斑雀雨〉因此获选为年度小说的得奖作，希望给予不盲目乐观、戮力深化批判性的创作者，最大的感谢与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