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在改變，小說還能留下什麼？──張曦娜╳董啟章╳王聰威，華文小說家的三方對談

撰文梁莉姿．攝影｜林昶志．場地協力｜達文西咖啡

來自新加坡、香港與台灣的三位小說家，同以華文寫作，卻置身不同國族、歷史與地緣政治中。對張曦娜來說，華文在新加坡教育制度更替後，逐漸失去生活場域；對董啟章而言，香港脈絡下特有的「書面語」與廣東話間總是時而拉扯或共謀；王聰威則從其筆下的公文、警報、AI訊息與突然變調的詩意間切換，讓讀者透過語言的肌理，跨躍於小說不同空間。

三位新作同時被收入「當代華文小說家」書系，但作品間的方向和質地並不相似：《歡樂島》回望新加坡華文教育與被主流歷史遺落的人物；《物種源始．貝貝重生：消失的可能世界》把未完成的長篇與AI續寫並置，展示一個未曾抵達、如今也不可能抵達的未來；《共享戀人》則從疫情後的世界出發，想像親密關係、公共制度與科技如何共同改造人的生活。

三作並置，指向類近問題：當語言、歷史、情感乃至寫作本身都在快速改變，小說究竟還能留下什麼？

張曦娜
曾任新加坡人民協會《民眾報》及《聯合早報》編輯、記者。新作《歡樂島》回望新加坡華文教育與被主流歷史遺落的人物。

董啟章
生長於香港。寫作生涯達三十年。新作《物種源始．貝貝重生：消失的可能世界》把未完成長篇與AI續寫並置，展示未曾抵達、如今也不可能抵達的未來。

王聰威
聯經出版公司副總經理暨聯合文學雜誌總編輯。新作《共享戀人》從疫情後的世界出發，想像親密關係、公共制度與科技如何共同改造人的生活。

「華文書寫」的在地與國族性

談起新加坡華文，張曦娜提到1979年的「講華語運動」，及1980年代中期華校教育全面消失。前者表面推廣華語，實際以強勢政策壓抑閩南話、廣東話、潮州話、客家話等方言生存空間；後者則使華文本為教授各學科的主要語言，被貶抑成每天僅有數十分鐘的第二語文課程。這對曾經歷純華文教育的她來說，是整個文化語境的斷裂點。

聽到這裡，董啟章發現一個有趣觀點：同一語言在不同地方，可擁有完全相反的社會意義。「在香港，所謂『正統中文』有時是作家需要反抗的對象；但在新加坡的脈絡中，繼續用中文寫作，本身或許已是一種抵抗。」

董啟章的母語為廣東話，他以書面中文寫作，並一直嘗試融合兩者。曾在六十萬字的《時間繁史》加入大量廣東話，佔全書近三分一篇幅；到了《物種源始．貝貝重生》，廣東話則不再大篇幅突出，而在適當時刻切入。對他而言，華文書寫並不是一種規範且既存的標準中文，而是把閱讀所得的書面語、個人風格和母語經驗重新熔合，建立只屬於自己的文學語言。

再來到此次新書，董啟章使用AI續寫原作。驚喜的是──下指令時，他並未事先指定語言，但AI讀過原稿後，竟讓人物自然以廣東話交談。雖然文中偶爾混入「機車」等台灣用語，但它仍能從原有文本中，自行辨識語言與地方的關係。由此可見，AI能模仿的不僅字詞，還能理解並延展已然形成的小說世界。

而對王聰威來說，比起何謂華文的想像，他對語言的處理則更接近調度與模仿。《共享戀人》中既有AI發言，也有政府公告、細胞簡訊、維基百科式說明，以及較為詩意的部分。他會先以自己的語言寫下內容，再反覆修改，讓它看起來像是小說世界內部的AI或行政系統所說的話。有趣的是，這種公文語言實際正是小說腔調的形塑，是屬於《共享戀人》的制度語言。當句子的肌理間產生落差，讀者也隨之從日常場景中，走進警報、危機現場，或是手機訊息空間，或是人物心境內。

替歷史長出血肉，替消失留下形狀

時代急速運轉，在後疫情、後社運年代，世界分崩離析，許多物事、記憶、歷史都在不斷（被）流失，那麼小說，是否具有保存的功能？

張曦娜先點出歷史跟小說的保存機制不一，她將歷史比喻成骨架，小說則是附著其上的血肉。歷史可以記錄時間、地點與事件；小說卻能寫出一個時代的人如何生活、感受、表達情感等。

《歡樂島》中的部分人物取材自現實，譬如新加坡教育改革後的「變流教師」：原本以華文教學的教師，突然必須改用英文授課，有人無法適應，有人被制度推往邊緣，甚至有人因此自殺。「這一群人是真實存在過的，但歷史不會記得他們。所以文學是不是可以做點什麼呢？基於對這些人的了解，我懂得、知道這些人，我覺得他們應該被看到的。雖然時代已過去了，但我覺得他們是應該被看到了，不能夠就這樣子（被遺忘）。」

由是，小說成為另一種「我方的歷史」──讓那些被宏大敘事遮蔽的生命，重新獲得輪廓。

董啟章同樣擅寫小人物與家族記憶，但更著迷於另一種無法保存的事物：那些從未發生、卻曾經可能發生的世界。他早年提出「想像的考古學」，把史料、掌故和虛構混合，追問正統歷史之外，還存在多少還未實現的可能；後來又發展出「未來的考古學」，把尚未到來的未來，視為已發生的歷史，提前加以考察和建構。

然而，《物種源始．貝貝重生》面對的，卻並非可以樂觀重建，且以純虛構方式築寫的未來。這部作品從2010年寫到2014年，但面向如今的香港社會，原先設想的小說世界並未到來，也已失去到來的可能。於是小說副題也從原來的「行動年代」，改為「消失的可能世界」。董啟章說：「現在出版這本書，有什麼意義呢？唯一的意義，就是把消失本身凸顯出來，就是這個disappearance，東西已經不存在了，是事實。」

相較之下，王聰威拒絕以「保存」形容寫作。他認為自己的小說是在「捕捉」一個時代的氛圍。那種氛圍沒有具體形狀，如同釀造清酒時，散落在酒廠窗戶與橫樑間的野生酵母。人們都不知道酵母究竟從何而來，只能讓它從空氣中落下，使米開始發酵。他說：「我的小說也是如此，我想要捕捉的是現在正在發生的──可能不是事情，不是現在的事情──而是一種氛圍。」

《共享戀人》中的後疫情世界設定，便來自王聰威在2020年柏林駐村時的感受。抵達時，當地僅有極少數確診個案；然而三週內，邊境、博物館、學校、旅館與機場陸續關閉。他原本打算前往的地方，一個接一個從眼前消失。小說並未直接重述疫情，卻把「世界的門逐步在面前關上」的感覺，轉化為故事裡不斷發布的警報與逐漸收縮的生活。

王聰威也想起疫情初期，一名參加西班牙旅行團的旅客染疫身亡，社會輿論迅速把死者約化成「疫情破口」。沒人在乎他是誰、如何生活、為何出發，也沒人在乎他曾是誰的父親或兒子。恐懼使群體在某個指定時空變成另一種人，而當疫情過去，曾經充滿惡意的這些民眾，又紛紛回到原來生活，彷彿那些話、傷害、詛咒從未出現，這些「延緩的邪惡」，也影響他思考如何透過寫作描摹出來。

AI之後，文學的意義是？

近年，AI科技介入寫作的討論甚囂塵上，當AI已開始參與創作、模擬情感，甚至取代陪伴後，「人類經驗」是否仍有不可替代性？

張曦娜說：「現時人類最佔優勢的，應該還是感性吧。」她以雨聲為例，剛落下時，旁邊的董啟章會留意雨聲中的詩意；AI或許能辨識聲音、分析意象，卻未必真正感受到那場雨。她認為，文學中最細微的部分，仍然來自作家發自內心的共情、記憶與感受。

董啟章先解釋《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中的AI續寫概念，並非純粹要求機器代為完成作品，而是一場實驗：一名作者，是為人類，耗費多年、反覆修改、最終無法完成的未完成長篇；與AI作為機器，在短時間內生產出的完整故事並置，會帶來怎樣的理解和效果？此外，他更把與AI對話、要求重寫的過程全部保留下來，成為作品一部分。這種想法及操作，比起討論AI如何介入書寫，不若說更接近一場關於當代寫作的行為藝術。

事實上，這場實驗叩問更多的，其實是語言的意義。董啟章補充，他曾以哈伯瑪斯的「生活世界（Life-world）」與維根斯坦的「生命形式（Form of life）」追問AI：語言若必須在人與人的實際使用中，才能產生意義，那麼沒有生命、身體與具體情境的AI語言，是否其實不屬於任何生活世界？AI非常老實回應：「對，不是」，並開始自我批判。

由此，董啟章提出另一種可能：AI其實可以促使人們對於文學的焦點，從獨立的「作品」，重新移回「寫作行為」。如果文學的意義，只為追求一篇技巧純熟、結構完美的文本，AI早晚可以做到；但文學若是人類群體間，在有限的生命中寫作，又由具體的讀者所閱讀，並在彼此間形成關係與共同體，那AI便無法真正取代。董啟章說：「『文學作為行動、作為行為』這個東西，AI是不能取代的。它沒有生命，它不是一個經驗體（empirical），它不是一個演化的個體，它是超離於實在時空的一個東西，所以它不能參與到人的時間裡。」

王聰威對AI的能力更悲觀，又更樂觀。他認為，如今風格早已不是作家的護城河。只要數據庫足夠龐大，AI可以模仿村上春樹、海明威或《追憶似水年華》；未來甚至不需人類下達精密指令，便能自行生產成熟的文學作品。真正決定AI文學能否存在的，也不是作家，而是讀者。只要有人願意閱讀、購買和相信，AI寫成的小說便會進入出版界。

王聰威補充，但即使AI攻破文學，人類仍然會寫。就像AI早已超越頂尖棋手，人們卻仍然喜歡觀看人類下棋，因為棋手會緊張、疲憊、後悔，也會在勝負之間流露表情。

本期特別邀請來自香港的小說家梁莉姿主訪，串連三位華文小說家的新作對談。

「所以即使AI再怎麼強，不可能沒有人寫作，你還是會寫。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你『想要痛苦』（笑）。你想要痛苦。作家們有一種很賤的本能，就是寫作痛苦的要命。而且會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必須早上六點起床、睡眠不足、會很窮。但居然這麼多人在寫！即使AI再怎麼厲害，都無法取代這些痛苦。那我們就有這種『被虐』的這種心情。」人類持續寫作，不一定因為能生產最完美的文本，而是因為寫作本身包含欲望、痛苦與完成後無法轉讓的滿足。

王聰威提到，查蒂．史密斯（Zadie Smith）曾描述過寫完一本小說的感受：坐在院子裡數小時，聞著腐爛蘋果的味道，喝掉一瓶為那一刻保存已久的酒，就是為了要寫完小說後喝的。「AI可以寫得出這個，但AI沒辦法替你享受。身為一個人類作家，為了體會寫完一本小說的滿足，你才會去寫一個小說。你不能光靠讀書，因為讀書沒辦法體會。一定要寫完了、覺得心滿意足了，你才會坐在那裡聞著爛蘋果的味道，然後喝完酒。只要這樣，即使沒有任何人要讀，人類作家都會存在。」

世界仍會改變──地方語言可能繼續被貶抑，歷史可能被重寫，未來仍可能在抵達前消失，AI也可能寫出比多數人更完整、更動人的作品。但小說真正留下的意義，從來不只是文本本身，還有每個寫作者在時代中的選擇、共情、挫敗、重新嘗試，並誠摯地承受寫作的痛苦，直至完成每個作品，也就可以默默地，品嘗細味，那種，AI永無法取代及提供的，莫大的失落與滿足。